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 第651节

　　——就是中央可以再次把手伸进基层的秩序，就是中央可以获知地方土地、人口账目的新秩序。

　　北方的曹魏，内部已经被盘根错节的大小世族、士族盘踞，皇权想要把手伸到地方根本就是痴心妄想，不符合大世族大官僚利益的政令，根本出不了洛阳。

　　而南方的刘禅，却有着得天独厚的环境。

　　首先就是南方几乎没有大世族。

　　其次就是大汉内部暂时没有大世族形成的势力掣肘中央，在丞相的带领下，所有占据了上层生态位的官僚几乎都是志同道合的『同志』，大家都卯足了劲想做大蛋糕，而不是在存量上进行负和博弈的内耗。

　　只要是能够把蛋糕做大的政令，基本都会得到贯彻与落实，至少也会进行一定程度的尝试。

　　别的不说，蜀中为了抑制豪强，朝廷自己组织大量胥吏征税、维持基层秩序。

　　是以蜀中虽百万之口，而吏却有六七万之数，比例为天下之最。

　　地方胥吏太多，耗费必然巨大。

　　但这也确确实实抑制了豪强，使得政令能够通达，资源能够集中，不然以蜀中区区百万之口，又怎能在夷陵败后几年间养出十万大军？

　　刘禅不是不知道『户调制、均田制、三长制』这一整套大大增强中央力量、集中资源的组合拳。

　　但一套制度，实在没法直接在蜀中落地。

　　因为制度已定，惯性已成，蜀中已经没有了改革的土壤，一旦贸然改革，就极可能遭到各郡县地方既有利益团体的反抗。

　　蜀中极可能产生内乱。

　　须晓得，如今这一套『旧秩序』的建立，靠的就是拉拢一部分豪强，打压另一部分豪强。

　　朝廷如果贸然动了这部分被拉拢的团体的利益，就是再次把他们推到自己的对立面，让他们与原本被打压的那一批人联合起来。

　　一个已经运行起来的系统，轻易是不能动的，所谓船大难调头，所谓尾大不掉，所谓百万漕工衣食所系便是如此。

　　更不要说，彼时的大汉只有蜀中一地，维持政权的资源全靠蜀中，就更不能轻易变革。

　　而荆州百废待兴，正是大刀阔斧进行改革的时候，正是建立新制度拉拢一批新团体进入政权的时候。

　　不然一旦直接将蜀中旧秩序套用在荆州，一旦该制度形成惯性，一旦利益团体形成、固化，将来就再难有改革的土壤了。

　　正如费祎所言，天下名将在短短两年间已经被大汉捶了个遍，死的死败的败，大汉军威极盛，刘禅个人威望达到阶段顶点。

　　魏吴二国短时间内难以反扑，大汉王师仍在进一步扩张大汉版图，这时在荆州新复之土进行制度改革，一定会有大量的拥护追随者。

　　此时的大汉，已不再是十年前那个『勤王讨曹』的地方政权。

　　而是刘协退位禅让后，再次承接大汉天命的『劉漢正統』。

　　天下所有有识之士都能看到，大汉已是旭日大升之兆，金刀之谶终将再现于华夏大地。

　　只要能够成为大汉的一分子，只要协助大汉一统天下，他们的未来是无限的。

　　蜀中那批由寒族豪族组成的后备官吏，如今在关中大展拳脚，接下来还将到荆州开枝散叶发展势力，就是所有人都看得见的最佳明证。

　　而作为大汉三兴的从龙之臣，这一大批寒族、豪族，将来必有成为二千石太守、都尉者，乃至将来一跃而成中央大员，彻底改写家族命运，亦未可知。

　　如此情况下，如何不会吸引一大批士族豪强放弃些许土地、人口、钱粮上的利益，而支持新政？

　　唯一需要考虑的，就是刘禅这套新制度究竟有没有用，会给大汉带来怎样的好处。

　　『户调制、授田制、三长制』，这一整套组合拳，是北魏鲜卑割据河北的时候，文明太后搞的一次极富成效，乃至影响后世一千多年的制度改革创新。

　　隋朝保闾制，唐代乡里制，宋代王安石的保甲制，明代王阳明的十家牌制，皆始于厮。

　　自户籍制度汉末崩盘后，历经了三百余年，才终于有一个政权对治下做了一次土地与人口普查，而这个政权竟然还是鲜卑政权，所谓以胡制汉以少制多。

　　那是个什么时候？

　　那时候南北对峙，东西分裂，拓跋鲜卑建立的魏政权，政治中心仍在山西平城，据山西而临天下。

　　河北、关中遍地都是豪强坞堡。

　　鲜卑魏实施所谓宗主督护制，实际上几乎就是现在曹魏、孙吴的世族豪强包税制，令豪强自治而已。

　　可『户调制、授田制、三长制』这一套组合拳下来，直接打破了豪族对人口土地的隐匿，使国家直接掌控编户，削弱了地方豪强势力。

　　虽然几十年后制度再次崩盘，但那已是极富能力的文明太后、还有汉化组名人孝文帝元宏全部死后，才开始的秩序全面崩塌了。

　　可一旦局势稍稳，当政者马上就会重新启用这套，已经证明过极其有效的制度。

　　这套制度成功的前提，是国家掌握大量无主荒地用于授田，且政治清明，政令不在内部遭到掣肘，最后加上中央对地方有足够的控制力，也就是中央所颁布的政令，地方州郡县能够坚决执行。

　　这几点，现在的大汉全部都有。

　　虽说随着人口增长、土地兼并加剧、官僚体系腐化、战争消耗，制度必然走向崩坏，但所有制度本身都是带有『生命周期』的，所有制度的崩坏都具有历史必然性，绝没有一劳永逸的制度。

　　刘禅眼下要解决的就是如何获得人口，如何吸引荫户成为大汉编户的问题，就是如何越过豪强，直接把手伸到基层的问题。

　　如果他的目标只是像刘秀那样一统天下，完全可以不这么做，完全可以怎么让豪强快乐怎么来，完全可以怎么最快、最多、最轻松地汲取民间资源怎么来。

　　但刘秀的前车之鉴在前，作为一个穿越者，如果连这么点尝试都不敢做，那就太废物了，还有穿越者前辈直接在这里摊丁入亩呢！而他不过多迈了半步而已。

　　史载，文明太后在实施户调制、计口授田与三长制后，『国家计省昔十有余倍。』

　　非是指国家开支节省了十几倍，而是指国家财政效率，也即实际财政收入与征税成本的综合效益，得到了十倍以上的提升。

　　此前征收赋税，是直接向包税豪强征收，他有一百户，只给你缴十户的税，所以税率必须提得足够高，高到足以维持政权的运行。

　　实施新制后，全面降税，引荫户为编户，税基爆炸式增长。

　　百姓在总负担下降的情况下，主动成为国家编户，领取田亩，纳税人口大增。

　　国家以极小的成本，获得了十倍于成本的收益，即使这个总收益与原本的赋税差不多，甚至还要略少。

　　而为国家征税、维稳的三长，并没有完全取代地方豪强大宗，而是将他们纳入其中的同时，将略弱于他们的中小豪强纳入政权，分割了地方豪强大宗的地方自治权。

　　这几乎与大汉在蜀中所进行的改革是一样的，扩大胥吏队伍嘛，给胥吏以未来的政治利益嘛，只不过这次又向前走了半步。

　　蜀中如今的制度，最基层的吏员到『里』这一级就结束了，一里负责二十五户人家，现在，则是在旧制的基础上多增了一个『邻』。

　　此前给予的政治利益，不是进入国家行政系统成为郡县佐吏，而是免其户一人徭役，并发予俸禄。

　　因为彼时大汉只有一州，郡县官僚系统早挤满人了，不可能承诺说让你三年后可以成为郡县佐吏。

　　现在不一样了。

　　官僚系统出现了大量空缺。

　　三长作为半义务职，其报酬远低于养一支庞大的胥吏队伍，将来还能晋升为国家行政人员。

　　这降低了国家从无到有自己培养官吏的难度，对于一个仍处于上升阶段，而又极缺官吏的政权来说，简直就是双赢的制度。

　　费祎、董允、董厥、孟光这些大吏哪里不明白这一点呢？

　　所以在看完天子给出的这一整套组合拳后，愈发觉得，这似乎真是一套可以在荆州施行的新政。

　　至少在夷陵、夷道、江陵、临沅四地试行，不会出现什么大问题，因为大汉的军队就在这里。

　　心思敏捷的费祎不由暗自感喟。

　　像他这样的府僚大吏，主政巫、秭、夷陵新复之地近一年，都从来没有想过要在荆州建立新制，而是直接搬了蜀中的经验。

　　而这位天子竟然苦心孤诣至此，荆州新复，便抛出了一套制度，还是一套当真恰合时宜的制度！

　　其中或许免不了法邈、张表、霍弋、诸葛乔这些年轻人从旁筹谋，但能在亲征劳苦之余，思考如此长远之事，何其可贵？

　　联想到关中克复后的鹰扬折冲内外府兵之制。

　　再联想到冯翊东巡后，这位陛下制定的四柱记账法，墨入朱出之法等大大提高行政效率的制度……

　　等到将来大汉混一寰宇，论文治武功，古往今来，还能有几位帝王能与比肩？怕是屈指可数了！

　　这不是费祎一个人的想法。董允、董厥、孟光这些国家大吏，此刻无不在内心发出类似的感喟。

　　在天子冯翊东巡归来后，国家还颁布了所谓『六条诏书』。

　　其后以『六条诏书』与『四柱计帐法』作为官员考核的硬指标，每年年终必须进行考核。

　　太守、令、长，不通六条及计帐者，不得居官。

　　这只是官员的准入资格。

　　其后还有相应的政绩考核。

　　『尽地利』与『均赋役』的量化考核，直接将官员辖区内的户口增长数、垦田亩数作为硬指标。

　　完成得好，就是践行了『尽地利』和『均赋役』二诏。

　　『敦教化』与『恤狱讼』，则考察官员是否通过教化，使辖区内民风改善。

　　如孝悌案例增多，诉讼减少，司法是否公正清明，有无冤狱，治安好坏。

　　这些虽难以完全量化，但可以通过遣使巡视、察访、听取民间口碑等方式进行评定。

　　『先治心』与『擢贤良』则是操行监督。属于一票否决项。一旦在此出现大问题，其他政绩可能直接被全盘否定。

　　事实上，除了四柱记账法是新加的官员考核标准外，其他几项全部是大汉早就实施的了，只不过关中克复后以天子诏的形式，重新对官员的考成之法进行了申定。

　　既要考核背诵，也要严格地考核其实际行政成绩。

　　而此诏一下，不过半年，国家行政效率大大提升，某些地方提升几至十倍都称不上夸张。

　　往年每年年终审计之时，司农寺官僚无不是对着各地送上来的模糊账目发愁，某地粮仓报称损耗巨大，却往往查无实据。

　　一封紧急公文从某县发出，经郡府、州府层层转递、誊抄、押印，驿马奔波，吏员怠慢……

　　待到中枢披阅、议定、批复，再原路返回，往往已是两月之后，很多事情早已误了事。

　　地方官员的精力，多半耗费在应付上官巡查的人情往来与揣摩模糊的风评上。

　　然而自《六条诏书》与四柱法颁行天下，一切都骤然加速起来。

　　贪腐国库的技术成本增加，汉安县仓曹掾试图如往年般，将盗卖的五百石军粮混入旧管损耗，但在新制的『四柱清册』前彻底露了馅。

　　旧管+新收=开除+见在。

　　『旧管』承上年账簿不变。

　　『新收』与『开除』，必须有郡府调来中央特制的朱批进行画押，两边等式必须严丝合缝。

　　任何一笔墨入与朱出，全都颜色分明，连环相扣。

　　司农只需核对各地报送的制式账册，差异几乎一目了然。

　　不过旬日，监察御史便已持册抵达汉安，涉事吏员锒铛入狱，消息传开后各地仓廪为之肃然。

　　而一份以朱笔标注的『某郡县·尽地利·垦田急务』公文，自某县发出后享有驿道最高优先级，沿途任何亭驿不得有任何延误。

　　标准化的公文格式与事由分类，使得尚书台郎官一见便知轻重缓急，可直接分送司农寺专曹议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