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未来聊天群 第97节

　　“就是汉衣冠，华服，也叫汉服，汉民族的传统服饰。”沈安娜解释道。

　　“这衣服太漂亮了，有些漂亮得不像话。”乌蓝夫看向李维汉说道：“新中国百废待新，国家建设提倡节约、朴素，穿这样的豪华服饰合适吗？而且三反五反刚结束，国家提倡节约，这宽袍大袖也浪费布料，新中国现在布料很紧缺啊。”

　　李维汉刚开始还点头，接着立即就反应了过来，当即反驳道：“乌主席，这是民族服饰又不是天天穿，也就国家重要活动时穿一穿，新中国就是再缺，也不缺这一件衣服的布料，我看问题不大。”

　　乌蓝夫依旧是一口疑问：“新中国各民族平等，汉衣冠搞得这么漂亮，那别的民族怎么办？”

　　大家都是文化人听话听音，李维汉这下是真的不爽了，他的脸色拉了下来：“这个衣服它就是这么漂亮，这有什么办法？从黄帝垂衣裳而天下治，一直到满清‘剔发易服’前，中国人都这么穿，何况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特色嘛，审美也是不同的，我看没啥问题。”

　　“你这话不严谨。”乌蓝夫说道：“中国是由不同民族组成的国家，各民族一体平等，各民族都有自己的服饰文化。”

　　李维汉心中一顿，随即说道：“我承认刚才的话有些不严谨，那句收回，但汉人的汉衣冠，它就是这样，总不能因为太漂亮了，所以要改掉吧，这是什么道理？”

　　“我不是反对汉衣冠，我是说，尽可能朴素些，毕竟国家现在不富裕，这样的着装也和当前的政治宣传不匹配。”乌蓝夫解释道。

　　站在一旁的沈安娜也听出弦外之音了，不过她的级别在这里不合适插话，所以一直没作声，只见到两人似乎要争执起来之时，她才开口道：“两位首长，这份资料民宗委看完后，还要给文化部和中央历史研究所传阅而后收回，所以还请民宗委这边尽快阅读。”

　　她着一句话，让二人都有了台阶，于是便也没有再起争论，乌主席提笔签收文件，沈安娜便离开了。

　　走廊里，李维汉的脸色很不好看，他向沈安娜嘀咕道：“前几天，29个民族大合影时，那么多民族，有不少还穿金带银，也没见说什么，我们就穿了一件衣服，配饰都没有，就说过于豪华，这叫怎么个道理。”

　　沈安娜不好加深矛盾，便只好说道：“如果汉服确实因为太漂亮有影响的话，是不是可以制作一些通常布料的？”

　　“漂亮也是错？简直莫名其妙！”李维汉说完只是朝沈安娜一抬手，算是送别打招呼，便头也不回的迈步走进了办公室。

　　这世界没有不透风的墙，民宗委里的小小争论，很快就在高层里传开了，因此当沈安娜带着资料，依旧穿着汉服到文化部时，文化、中宣、教育三部，还有中央研究所的人都到了，大家看资料倒是次要的，看那件因为‘漂亮’而争论的汉服才是目的。

　　席部长、沈雁冰、马叙伦、郭沫若几人围着沈安娜，这让她感到无比尴尬，没别的实在这样被人围观的感觉，实在过于出风头了。

　　但几位首长却是看得津津有味，只见马叙伦一拍大腿，指着沈安娜的着装，惊呼道：“汉衣冠搞了几十年，今天方才知我中华衣冠正统是什么样，衣冠上国，绝非夸耀，此乃事实也。”

　　郭末若抽着烟，左打量右打量，对身旁的吴含说道：“这个明制服饰，你觉得如何？”

　　“无可挑剔。”吴含早已拿起袖子，仔细的研究起了上面的纹样，接着又补了一句：“衣冠考究、做工精细，如果不是因为料子太新，根本就像是明时汉人穿着的服饰一般，弥补了故宫博物院里的孔府旧藏明制汉衣冠种类的不足。”

　　接着，他又问向沈安娜：“这件服饰，是哪个部门还原的？做得很好啊。”

　　沈安娜只是回了一句：“4910。”便不再多话。几位首长，听到这个代号，立马打住，也不再询问。作为中央高级首长，4910是干什么的，大家或许不知道，但是它是高度保密单位，中南海里那个小庭院，几位都是知道的，但从来没人敢多问。

　　民族团结大合影上出现的事，首长们自然也早就听到风声了，总理对那件事表达了不满，所以旗袍显然不能代表汉族服饰，或许说，从今往后，民国所谓的国服旗袍和马褂的地位将被彻底清除，作为搞文化的，大家心知肚明。

　　新中国当然要有自己的国服，怎么可能还按照旧中国时期，民国政府的国服来，这在新国家文化意义上是决然不能接受的，而且在51年时，总理就已经召中宣、教育部，说过苏联文化影响之是，他当时就说要建立中国的文化，发扬中国的传统。

　　因而，今天之事让几位首长，完全清楚的领会到了中央的意图，那就是恢复中国文化正统，而服饰正统的纠正与回归，就是第一步！这是文化人的事，对于他们来说也是好事，新中国成立之至，很多人不是找不到方向吗？从现在开始，大家有无数课题可以研究了。

第125章 新公私合营（谢票加更）

　　1953年4月15日，历时半个月的全国第一届代表大会胜利闭幕，相比于大会期间发布的一系列国家大政，‘汉服’之事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这件事最大影响也不过是流传于中央和文宣教相关部门的高层，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这些高层同志都已明确了中央的心思。

　　中央历史研究所自接到了‘4910’的资料，便立即组织开展起了汉服的研究，至于民宗委搞出来的‘旗袍’乌龙，他们原本的想法是，将来再找机会纠正，可让他们没想到的是，文化界一些人士却不干了。

　　4月20日，以郭末若、陈垣、范文澜（近代史研究所所长）为代表的新史学会，突然向人民日报寄去了一篇文章，标题为《中国传统服饰文化浅谈》，该文由北师大校长陈垣亲自操刀写就。

　　如果从标题看，这篇文章平平无奇，可是内容却并不简单，文章刚开篇没多久，就直接指出4月12日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民族团结大合照’中，汉族代表穿着的民族传统服饰犯有严重错误。文章从旗袍的由来开始讲，随即笔峰一转，又讲到了‘剔发易服’。

　　文章大意说：旗袍和马褂这一类衣服都是旧中国政府改良自满清八旗旗装，民国政府还将其定为国服，这种做法本身就是错误，其具有‘资本主义改良性质’，也‘不是中国汉族人的传统服饰’，现在民族大合照中让中国人重新穿起满清的旗装，就有新‘剔发易服’之嫌。

　　文章中，第一次出现了‘汉服’二字，并对这一定义进行了解释，还历数了近代以来，太平天国运动、清末民间、辛亥革命前后‘汉服’历次重塑的历史，进行了一次整理与总结，陈垣更是把自己身着汉服和收集到的汉服相片都发在了文章中。

　　这篇文章一出，立马就在文化各界掀起了议论，接着范文澜又跟了一篇文章，他这篇文章倒没有批评的意味，而是全面的介绍了‘汉服’及其形制。这篇纯学术文章，实是‘甲申之变’后三百年多来，‘汉服’及其形制最完整最系统的一次展示。

　　随着两篇文章的接连刊发，人们这才知道，原来‘民族大合照’上汉族代表穿的是八旗‘剔发易服’留下的衣服，汉人也有自己的民族服饰，特别是0号组从未来搞来的那件汉服，由拍大合照时的那位汉族代表重新穿上并印在报纸上后，瞬间就点燃了许多人的怒火。

　　一时间对民宗委的批判之声不绝于耳，一封封投诉信送到了人民日报和民宗委，要求他们更正汉族的服饰，民间更是掀起了一轮‘排满情绪’。

　　尤其是在北京、天津、河北一带，随着文章的传播，经过识别后的满族同胞，常常被人指指点点，冷眉以对，甚至被一些极端情绪者吐口水，当双方发生矛盾时，更是直接上升到了民族仇恨程度，这已经超出了文化讨论的范畴，出现了民族对立情绪。

　　情况反应到了总理那里，很快又上报给了主席，而主席随即意识到了这样搞不行，于是召来了中宣部副部长陈伯达，并由主席口述重点提纲，田家英整理，要求中宣部写一篇‘批判大民族主义’的文章。

　　主席指出：‘近期有些地方的民族关系是不正常的。此种情况，对于共产党人说来，是不能容忍的。必须深刻批评我们党内在很多党员和干部中间存在的大民族主义思想，即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民族关系上表现出来的反动思想，必须立刻着手改正这一方面的错误。’

　　‘新中国现有29个民族，将来还有新的民族被识别出来，新中国实行各民族平等、民族团结。’

　　‘近期民间和文化界，包括党内一些人士都在讨论‘汉服’，这本是好的现象，是有利于新中国文化建设，但这种讨论应当理性，而不是冲动甚至带有攻击性的，这是犯有严重错误。国内现下一些地方出现的‘排满情绪’就是在犯这种严重错误，应当纠正并予以严厉批判。’

　　主席还指出：‘各个民族的文化同样优秀，都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搞大民族主义，没有出路，而且是错误的。汉族作为中国主体民族，更要率先维护团结，做出表率，搞大汉主义更是极大的错误，要予以批判。地方民族搞大民族主义，同样是错误，也要一体进行批判。’

　　自辛亥命以后，国内满族同胞的日子并不怎么好过，大多数人平时都十分低调，但民间的仇满情绪一直存在，甚至从到下都形成了一种意识，这显然不利于民族团结。

　　就国家而言，原本想着通过‘民族大合照’事件，把汉服推广开来，结果事情还是超出了意料，因为一件衣服，直接影响到了民族间的关系，这件事就超过了文化范畴，上升成政治事件了，主席作为国家当家人，他必须要站出来予以纠正，这是必须要做的事。

　　这件事的发生，也从另一个层面反映了一些问题，民族问题具有多面性、复杂性。好好的一场文化建设工作，结果却搞成了这样，不得不采用政治手段来‘拨乱反正’，这既表明民族间历史矛盾需要缓和，同时党内在民族问题处理上的思想，也同样需要进行调整。

　　苏联的大俄罗斯主义是不能搞的，否则只会进一步加深矛盾，而现有的‘阶级理论’也解决不了民族问题，中国需要走出一条符合自身国情解决民族问题，加强民族团结和融合的新道路。

　　于是，主席决定依托未来中国民族出现的问题和反思，亲自提笔写一篇文章，标题为《论民族关系》，而这篇文章并不好写，因此主席自中宣部发表《批判大民族主义》一文后，便一直在埋首反复的修改着草稿。

　　国内‘排满情绪’随着中宣部文部章发表出来，有了主席的‘指示’这种情况得到了迅速的抑制，而国内的其它各项工作也在全面开展之中。

　　一届大会正式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其总的方针是‘一化三改’，全国要对手工业、农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改造；总的任务是通过‘两个阶段’，把新中国逐步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家。

　　总任务的两个阶段，曾经并不存在，而现有的解释是，第一阶段：1953至1956年，通过‘确定种类、大中合营、放小经营’的原则，把涉及国计民生的重点行业全部实行国有或公私合营；民族资产阶级中‘大中’或重点关键工商业，同时实行合营；至于小的则放开经营。

　　第二阶段：1957-1960年，用四年时间，建立以公有制占主体，个体和私营经济相结合的新经济体制，为争取全面建成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奠定基础；而等第一阶段完成以后，国家就可以宣布进入社会主义了。

　　因此具体的合营细则规定得详细，涉及交通、水利、电力、煤碳等国计民生的行业工厂，一力实行公私合营；重点工厂如拥有电机、重要工业设备、轴承、关键电子元器件等制造工厂一力公私合营，那些生产锅碗瓢盆、农具纽扣等一般轻工业品工厂，不到中等规模的不予合营。

　　商业领域，对外商业贸易公司，一律公私合营；国内商业领域，达到一定规模的同样实行公私合营；并依托这些公司，构建全国新的批发或零售渠道；至于一般的小型个体零售、服务业等则不进行合营。

　　关于工厂‘中等规模’也有规定，并非是按经营额，而是根据企业所属行业和生产条件而决定，凡拥有‘20人及以上’经营工厂，即为中等规模，但这个规模也并非都会合营，还是要分具体行业及是否为重点或关键工厂。而留下的这些企业不合营，但也要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4月底，苏联正式归还旅顺并从中国撤军，中国政府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仪式，而苏军为新中国留下了多达五十多艘军舰，三百多辆坦克，还有一大批军事装备和设施。不得不说，马林科夫是慷慨的，中国才花了区区8500万卢布，苏联当真是良心了。

　　1953年5月是全国公私合营正式开始之月，全国媒体早已在合营开始之前，连篇犊竹的报道了半个多月，所以绝大多数个体和私营经营者，早就把国家的政策给吃透了。

　　上海武定西路，有一座五层建筑，这里就是大名鼎鼎的‘康元玩具厂’所在地，它的前身是康元制罐厂，不过经历抗日战争之后，这家工厂的规模锐减，老板项康元更是建国前出逃香港，只留下了女婿林南生照顾工厂，不过现在他早已经不管工厂里的事了。

　　今天，工厂里来了两名工商管理部门的干部，工人们则是喜出望外，大家早早就打出了‘响应国家号召实行公私合营’的横幅，然而前来的干部，再一番了解之后，却是给他们一个完全不同的答案。

　　“感谢工人同志们响应国家‘公私合营’政策，但是根据一机部和上海工商管理局的规定，这家工厂，虽然符合中等工厂的标准，但不符合重点和关键工厂的标准，因此不予公私合营。”干部说道。

　　“啥？老板都已经跑到香港去了，我们厂为什么不能公私合营啊？”一名工厂不满的问道，众人更是议论纷纷。

　　工会主席徐阿堂听完后，更是急得不行：“同志，你们是不是搞错了啊？我们这家厂虽说大部分设备都被资本家拉去了香港，可是我们自己还是能生产啊，现在工人都有小二百号人，这么大的工厂，怎么就不符合公私合营的标准了？”

　　“对，我们这么大的厂，为什么不能公私合营？”

　　“这不公平！”一名工人说道：“隔壁的大威电机厂才二三十号人，他们都能合营，我们人数比他们多了一百多，为什么不能？哪有这样的道理？”

　　见工人兄弟们，气势汹汹，十分不满，就见另一位干部立即出来解释道：“工人兄弟们，请大家冷静，听我说几句。”

　　他抬手安抚起了大家，说道：“国家公私合营有标准，不是人数多，就一定会合营，而是还要看实际经营来确定。康元厂生产的是玩具，既不涉及国计民生，也不涉及重点或关键工业生产，因此不满足国家合营的政策！”

　　“不行，我们要合营！再也不想受资本家剥削了！”一名工人听完，当场就反对了起来。

　　“对，我们要合营，不给资本家当牛马！”

　　“隔壁纺织厂现在都归国有了，成为了国家工人，我们厂从上海解放开始，就一直归国家管，凭什么不给合营？我们要抗议！”

　　青年干部一脸的为难，只好继续耐心的解释，然而工人们根本不愿听，他们一心想着公私合营，甚至为了这一天的到来，大家都准备半个多月了，现在国家却告诉他们这样的结果，这叫大家如何能接受？

　　两名青年干部见无法说服大家，他们也没有办法，只好在登记薄上做了标记，并表示会把情况反应上去，然而在临走之前，还是拿出了一张早已印刷着‘不予合营’的条子，贴在了大门口，这是提醒后来者，这里他们已经确认过了。

　　“老爷，老爷！出大事了。”上海静安别墅区，一名四十多岁头发略有花白的男子，急吼吼的就冲了进来。

　　“张叔，都说了多少次了，不要叫老爷。”坐在沙发上看着报纸的林南生当即就纠正了起来。

　　“是是是。”张叔改口道：“林先生，大事情！我刚刚收到消息，上海工业管理局给康元厂大门口贴了‘不予合营’的条子！”

　　“什么！”林南生刷的一下站了起来，满脸都是震惊，要知道自49年6月后，这家工厂早就不归他管了，只参加分红。

　　他一把抓住张叔的手腕，激切的问道：“你没看错？！”

　　“没有，我绝对没有看错！”张叔说道：“我到工厂大门口亲眼看到的，这还能有错！？”

　　“快，备车，我们去工厂！”林南生一把放下报纸，他是什么也顾不上了。

　　不过半个多小时，车子就开到了工厂门口，而此时工厂大门口已经聚积了许多人，而49年留下来的那批老工人，大家都是相互认识的。

　　“徐主席，这是怎么回事？”林南生在人群里找到了徐阿堂。

　　只见他失落的回道：“国家说我们厂符合中等以上工厂标准，但是生产产品不是重点产品，所以不给合营。”

　　林南生跨步向前，站在‘不予合营’四个大字面前，把脸凑近看了一遍又一遍，心里已是翻江倒海，这一切太超出他的意料了。

　　啥也不说了，他离开人群，重新上了车，直接前往了上海工商管理局，结果得到的答案是，具体情况还要他们去一机部上海办公室了解，于是林南生又乘车找了过去。

　　办公室里，许姓干部接待了林南生，算不上客气，一副公事公办的态度，他向林南生问道：“国家上个月16号，就已经发布了‘公私合营’的细则，你应该看了，请问还有什么问题？”

　　“但，但。”林南生结巴了半天，却是转口问道：“如果不公私合营，那这家企业以后谁来管？”

　　许同志回道：“根据国家现有政策，不予公私合营的企业，以前谁管，以后就谁管，物归原主。”

　　“之前的政策呢？”

　　“按新政策办。”许同志冷着脸，回道：“你们这些资本家也是命好，根据现行政策，后续不予合营的企业，都会退回经营权，但是社会主义改造还是要做的，企业的工会要保留，企业经营需要向工人透明，涉及重大决策，需要由工人和企业共同进行民主决策。”

　　林南生张了张嘴巴，这一政策一旦下来，今后老板想要一家独大是不可能的了，等于由工人和企业主共管，这里涉及到决策权重的问题，他一番了解后才知道，国家的建议是工人权重为四、企业主为六。

　　然而，别看好像工人的权重少，但实际上，工人有工会组织这个政治机器在，企业主并不能与工人对着干，否则工人完全可以不通过企业主，就企业经营而下达的任何决策，企业主连反抗的机会都没有。

　　而企业主也有一定的权力，那就是企业的决策今后国家不会再直接干涉，而是由企业主与工人共同确定，包括企业的利润分红，工资的涨幅，工人的录退，企业重大决策等，工人等于参与了整个企业的经营，大家变成一体了。

　　企业主负责平时日常管理，包括生产计划、业务售后、采购等经营活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工会变成了类似厂党委的职能，而工厂是否参与企业分红，比例是多少，这些由工会牵头与企业主协商确定。

　　上海是中国的工商业重地，全国的精密制造，基本都集中在了这里，而合营工作开展后，上海市近六的工厂都成为了公私合营企业，有些工厂明明只有十来人，但由于是涉及国计民生和重点关键工厂，也被合营了，而有些工厂如康元这样的，则‘幸运’的保留了下来。

　　上海大世界合营后变成了‘人民游乐场’；大新百货因为符合中大商业，因此成为了‘国营上海第一百货公司’；仅仅一个月的时间，上海就出现了十家大型国营百货公司，同时上海市供销社批发总公司也成立了。

　　一些符合条件的中小型商铺合并后，成为了散落在各处的‘国营供销社批发分公司’或‘国营供销社批发处’。

　　他们的任务是，负责向市场进行国营批发活动，至于那些保留下来的私营工厂，他们的产品，则可以进入国营供销社批发总公司采购名录，也可以直接向个体和私营经营者出售，等于放开了他们的市场准入，给予了市场自由经营权。

　　这一改变是巨大的，林南生再确定康元玩具厂不会被合营，并即将退还经营权后，立即就给香港发去了电报，而在香港的项康元接到电报后，则是一脸不可思议的表情，他把电报看了一遍又一遍，不由喃喃道：‘这世界是真的变得越来越不认识了。’

第126章 税制问题

　　五月份，新中国社会主义正式进入第一阶段改造，主要对像就是农业、手工业和民族资产阶级工商业。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辉，根据中央提出的‘改造纲要’，拟订了新的‘农业改造方案’向中央上报，很快就获得了中央的批准。

　　新的农业改造方案，已与过去发展苏联式集体农庄（农业集体化）不同，中央高层汲取了历史经验教训，决定开展新式的农村集体经济政策，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建立农业集体新体制；二、推进农村合作社经济的发展。

　　苏联在工业建设时期，把全国的农民和田地都集中到农庄中去，这种做法确实保证了国家粮食的需求和工业建设资金的需求，但是这种体制所带来的缺点也是非常巨大的。

　　集体农庄压制了农民种植的积极性，加上政策高度统一，导致农业生产陷入僵化，并最终引发了粮食危机。过去乌克兰发生了大饥荒不提，二战之后，已经七年了，苏联政府在1952年声称粮食问题已经解决，实质上并没有大的改观。

　　现在，新中国需要进行工业建设，如果是过去的做法，那么直接抄苏联无疑是‘正确’选项，可是当主席和中央领袖们，看完了中国农业和农村的发展历史后，他们的想法变了。

　　主席和四位书记，从1950年底就在研究和讨论这些问题，历时两年多的讨论，他们终于得出了一个较为可行的政策，那就是‘农村新集体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