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未来聊天群 第89节

　　斯大林在文章中写道：‘糟糕的并不是价值规律影响我国的生产。糟糕的是我们的经济工作人员和计划工作人员，除了少数的例外，对于价值规律的作用知道得很差，不研究这种作用，不善于在自己的核算中考虑这种作用。’

　　在‘消灭城市和乡村之间、体力和脑力劳动之间的对立问题’中，斯大林又认为：苏联彻底的消灭了资本主义制度，因此这种对立也必然消失。认为工人阶级不断供给农民和农庄拖拉机等工业品，‘使得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变成了他们之间的友谊’。

　　他还认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兴起和发展，两个阵营的对立，造成了世界市场的瓦解，而社会主义国家则可以通过互助合作来建立阵营的统一新市场，相对应的资本主义国家失去了社会主义的市场，其经济危机必然加深。

　　这部著作中斯大林还回答了许多经济问题，而中国为什么对这部著作如此重视，就是因为现阶段斯大林对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认知是非常高的，他在看待这一问题上，并没有陷入极端对立状态，而是展现了客观认知。

　　比如，他承认‘价值规律’和各种‘经济学规律’、承认‘集体农庄内每一农户拥有个人财产。’并且对其集体农庄之外的‘副业’个人财产‘不限数量’。

　　少琪说道：“我研读了斯大林的这些文章，其中所指的‘商品生产’仅限生活商料而非生产资料，而这一观点与我国接下来要实行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存在着冲突。”

　　总理说道：“这确实是一个问题，我们要保留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发展私营经济，那么私营者是可以制造生产资料的，这就与斯大林的政治经济学思想相违背了。这些天我要去苏联，将要向斯大林当面汇报中国‘一五计划’和‘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事项，如何解释是个问题。”

　　苏联的个体经济仅限于农户自留地副业产出、部分个体手工业者或集体农庄市场的交易，而私营经济则基本绝迹，中国要保留民族资产阶级（私营经济），显然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

　　曾经‘过渡时期总路线’实行以后，到1956年，国内的个体和私营经济同样绝迹，而新的‘总路线’中，个体经济会改造，但是许多还会保留下来，而私营经济也将会在限制条件下得以保留和发展。

　　按照现有的理解，如果中国在过渡时期和结束后，没有按照苏联的模式，形成新的‘个体经济’，消灭‘私营经济’，那么中国就不是一个‘标准’的社会主义国家，或者说就是一个‘修正社会主义国家’。

　　中国要获得苏联的认可，就得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问题上，向斯大林讲清楚中国要做的工作，要实现的目标，而就如总理所说，这是与苏联当前体制和认知产生着明显的冲突，除非中国的‘总路线’还是和曾经一样，彻底的完成‘三大改造’。

　　“要不就来个拖自诀。”陈芸说道：“拖到明年斯大林离世后，我们再发布过渡时期总路线。”

　　“关于这方面，斯大林是一定会问的，到时我们要如何回答？”总理问道。

　　陈芸说道：“我国与苏联的情况是不同的，我查了一下苏联前期的资料：1923年时，苏联88.5%属于私人所有或租赁??，而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仅占11.5%，其处于绝对领导地位，而我国民族资产阶级目前占经济的比重只有6.9%。”

　　总理说道：“但是个体经济占比达到71.8%，其中个体劳动工业产出方面占比23%，国有经济占比19.1%，如果我国不对个体经济进行改造显然是不合适的。”

　　少琪说道：“现在有没有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的具体改造方案？”

　　陈芸回道：“有一个大致的框架。个体经济方面：涉外商业公司除极少部分外，皆实行国有化；私营企业中的重点制造企业也全部公私合营，而后国有化，一般商品制造企业则予以保留，预计60-70%的私企会被保留。”

　　“全国私营工厂户数有统计吗？”主席问。

　　陈芸答道：“有的。1951年全国私营工厂统计数为141315户，未来信息显示到1953年，全国私营工厂数为149571户。”

　　“两年之内就增长了八千多户？”主席略感惊讶。

　　陈芸也叹道：“是啊，私营企业的增长是很快的，按照这个增长速度，五年之后，将达到17万户以上，甚至可能会更多。”

　　主席嗞的吸起了烟，思考了一会说道：“70%这个比例还是比较高，降下来吧，降到40%左右。”

　　“具体怎么降，还是要设一个标准。”总理略作沉吟说道：“我看不如也搞个经营限额，年经营达到30亿元的，无论哪一类工厂，一律公私合营，30亿元以下则继续经营。”

　　陈芸摇起头来：“这恐怕会严重打击私营企业的经营积极性，我看不能搞经营额，可以按资产额合并重点企业标准来实行。比如，企业总资产达到一个数值，或者其是重点企业的，凡符合其中一项，一律进行公私合营，而那些小的非重点的私营工厂则继续经营。”

　　主席思考了一会说道：“陈芸同志的这个方案好，可以调查一下，看看按此标准能留下多少私营工厂。”

　　陈芸抬起笔作下记录，说道：“根据现有的统计预估，如果按资产总额30亿元以上这个标准，大约有一半的私企都要公私合营，若降到20亿元，侧有六到七成都将公私合营。”

　　“具体还是调查后再确定。”少琪提醒道，而陈芸则点头表示接受。

　　主席问道：“涉内的个体商业方面，怎么办？一起合营肯定不行，如果划定经济限额，那么个体商人以后肯定不会越过这个经营额，这是在人为的制造销售限制。”

　　陈芸说道：“涉外的商业公司因为失去了西方商品，基本只能国有化，而涉内的个体商业公司或批发公司，最佳的处理方式不是公私合营，而是采用恰当的税收机制，在保证其商品利润限制的基础上，对其征收合理的经营税。”

　　“这方面苏联已经有个先例，他们当时采取的政策是，商品价格不得超过国营定价的10%，我看我们也可以这样办。”

　　少琪说道：“这些个体商业的占比太大，如果不进行公私合营的话，国家财政的税收能保证吗？”

　　“会有一些困难。”陈芸如实答道：“个体商业公私合营后，其经营所得大部分归于国家，而若不这样做，那么大部分利润则会归于私人。”

　　主席听完二人对话后说道：“这样搞没办法向苏联解释，可以换个方向。比如，一般小吃店、小型零货售卖店、摊贩，一律不要公私合营，以此来保证市场的繁荣；诸如有较大规模的商店、商场、批发公司等一律公私合营。”

　　主席抬手一点：“可以按照种类、经营额、规模确定要不要公私合营，这样做或许更合适，下面执行起来，也就有了明确的标准。至于以后要如何放开，那是三五计划时期的事，这样做既保证了财政收入，也保证了市场销售和平稳。”

　　“简单来说，就是‘确定种类、大中合营、放小经营。’”

　　主席之所以说要‘确定种类’，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比如一些关键或特殊商品的销售，这类商店或公司可能没那么大，但是其经营种类和销售、供货渠道又特别重要，这样的商店或公司就必然要公私合营，不能将其放任在外。

　　‘大中合营、放小经营’这个好理解，有一定经营规模且在重要街道店铺，其虽不在种类之中，但是年经营额较高，那就要纳入合营，至于那些小的又不再种类之中的自然就不管了，向小吃铺、小吃店、一般杂货店实在没有合营的必要。

　　真要全部合营的，并不是好事，反而是坏事，这一点主席和几位书记都是知道的。

第115章 新的路线

　　过渡时期总路线，一共涉及两个任务：一是，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是对私人资本主义所有制和农业、手工业的集体化改造；二是，五年计划方面。

　　过去的社会主义改造是非常彻底的，个体经济变成了集体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主义所有制则完全被取消掉了，而现在新的总路线，仍旧是完成这两个任务，但是在社会主义改造方面，却走上了‘修正’路线。

　　以个体经济为例，城市个体经营，符合公私合营条件者将被合营。

　　以北京市为例，个体和私营工商业9.6万余户,其中：私营工业6369户,私营商业7.3万户,个体手工业1.6万户；若按新的合营标准，那么私营工业中的六到七成、私营商业中的3万户左右、个体手工业中的七成以上都会被合营。

　　农村个体经济方面，将会依托个体手工业、个体养殖业、个体作坊等建立农村合作社经济，由于农村经济发展过于落后，因此未来阶段，对城市里的改造与农村相比要低得多，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保存城市的活力。

　　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是一次分配制度建设的过程，国家不再像过去那样，把农村个体和私营经济一棍子打死，从而导致市场消费不足的情形再现，这样做虽然‘修正’，但也是没办法的事，要想提高消费，就得提高分配。

　　不想让百姓手里有钱，又想让百姓消费，费这种逻辑在根本上就不成立，因而要百姓消费，就得让百姓手里有钱，就得让利与民；要想让工业生产规模增加，技术能有更多发展，那么就得保留私人资本主义所有制；这同样是不得不做的事。

　　国家把个体和私营经济，一律集体化，一律国有化，确实可以在短期内实行财政大量节余，而这样做的最终结果，或者说实践已经证明，仅仅两三年时间，国内的生产、消费、分配就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最终导致了‘通货膨胀’。

　　特别是1960年，国内居民日用品、轻工业品，出现了严重的供货短缺，肥皂、针头线脑、布料、纽扣等等上百个商品全部缺货，而在另一方面，国内的许多基础工业品、重工业品，如：收音机、缝糿机、自行车等大宗商品，却又滞销，出现了所谓的‘通货膨胀’。

　　这是一种假‘通胀’，实际情况是，当时的中国只能生产这些基础工业品，而面对数亿人口的庞大市场，这点子工业品、商品，其实根本就不购卖，造成‘滞销’的根本问题就是，老百姓口袋里没钱。

　　国家要发展工业，所以财政要集中，而最好的方式，莫过于公私合营、国有化，然而这样做确实解决了短期的资金缺口，但是这个‘短期’实在是太短了，甚至仅仅一个五年计划，就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面对这些历史困境，主席和书记们，不得不做出‘修正’，可对于当下的中国来说，苏联那里是一道难关，中国并不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思路来建设国家，所以新的‘过渡时期总路线’不得不在条条框框里找办法。

　　然而，摆在面前的另一个情况是，中国所提出的办法，无论哪一条，都不符合‘苏联模式’，都不是‘纯粹’的社会主义制度，且更像是南斯拉夫那样的‘修正主义’。

　　斯大林当初捏着鼻子认了南斯拉夫，那是因为其在欧洲巴尔干半岛上特殊的重要地理位置，且南斯拉夫本身就是一个工业化国家，他们也不需要苏联什么帮助，而中国则不同，当下的中国看似是一个独立国家，其实很多事情上，不得不仰苏联鼻息。

　　如果说过去，中央并不知道未来的路该怎么走，未来出现了哪些问题，那么‘苏联模式’自然是唯一选择，可现在明明知道照抄‘苏联模式’并不行得通，却也无法做出根本性的调整，那怕是较大的调整也受阻于苏联‘议建’。

　　也就是说，明知道是错的，还不得不走上那条路，分明有改变的办法，但是不符合苏联模式，为了争取苏联援助又不得不做出妥协，这让中央极其难受。

　　八月份，总理将再次访苏，他要向苏联上报‘一五计划’草稿，还要向斯大林讲述中国制订‘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事，前者问题不大，而后者则是关键，如何说服斯大林，让其接受新的‘总路线’是一个重大工作。

　　所以对个体和私营实行‘公私合营’的总方针不能变化，而能做的就是在其间进行有限的调整，但即变是这一点‘调整’，从苏联模式的角度来看，依旧是在走‘修正’道路，这场改造按苏联标准就是‘不彻底’的。

　　主席和四位书记商讨了多次，最终想出了一个办法，说服斯大林的办法，那就是根据中国国情，在过渡时期进行‘阶段性’的改造。一阶段先把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改造到一个水平，如果国内没有出现太大问题，二阶段再进行彻底改造。一期为五年，二期三年，共八年。

　　也即1953至1957年为第一阶段；1958至1960年为第二阶段。

　　这个‘阶段改造论’的目的，既是向斯大林表明中国正在按‘苏联模式’实行，其根本路线不会动摇；也是在向斯大林说明，中国在改造过程中执政上的谨慎性，同时也给了中国将来回旋的余地。

　　到时，一阶段改造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问题，那么中国就可，以解决改造中的问题，来延长改造时间，还可用一阶段改造的成果来证明阶段改造成功，直接宣布‘初步改造完成，进入社会主义国家行列’。

　　至于二阶段改造要不要进行，何时进行，那时中国大概已经不需要再看苏联的脸色了。中国可以长期‘处于阶段改造当中’，甚至直接抛出‘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理论’，从根本上走上一条与苏联模式不同的道路。当然，这要看具体的国际局势才能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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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里姆林宫，会谈室里，斯大林听取了总理关于‘一五计划’的方针与草稿，这份计划里，过去的101个项目，直接增加到了156个，由于这是与苏联专家们一同商议的，所以斯大林并无太多的意见。

　　但总理汇报完‘过渡时期总路线’，并指出‘中国将实行阶段改造’以后，斯大林当即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问道：“为什么要进行阶段改造？”

　　总理便将早就准备好的说辞命了出来，回道：“我国在采用苏联模式的同时，也注意到了本国自身的特点。就以个体经济为例，其占据中国70%多的经济比重，如果猛然改造，很可能会造成经济出现混乱，甚至是社会动荡，因此最好的方式是‘缓改’。”

　　总理又向斯大林解释道：“我国总体经济产出情况与苏联成立时也有不同，我国经济主要来自于个体产出和农业产出，工业产出相对较少，而工业产出中，又以手工业为主，其民族资产阶级占工业比重不足7%，因此我国改造的核心，主要是商业其次是工业。”

　　斯大林思考了一会，问向一旁的柯希金：“主席同志，我记得苏联经济体制在改造前，私人经济占据88%以上，是否有记错？”

　　“是的，领袖同志，您没有记错。”柯希金补充道：“其中工业产出，占据私人经济的77%。”

　　斯大林看向总理问：“中国在工业产出上占比多少？”

　　总理回道：“截止当前，中国工业总产出占比工农业总产出的51.7%，其中国营产出占总产出的67.3%；私营产出占32.7%；全国国营零售业由14.9%上升到42.6%。”

　　“也就是说私营工业以占比不足7%，创造了三分之一的产出利润。”斯大林说道。

　　“是的。”总理点头承认，但随即说道：“正是因为这一比例较高，所以我们才决定在过渡时期的改造当中，应当谨慎一些，等到国营工业生产力和技术水平发展壮大起来后，再考虑进行全面改造。”

　　“一五计划期间，我国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改造，主要是针对那些有一定技术和发展规模较大的工厂进行公私合营，最终将其变成国有企业，而对于一般的民用品、日用品生产的私营企业，则暂时不要改造，以免影响市场供货稳定。”

　　“商业企业呢？”斯大林问得十分细致。

　　总理答道：“涉外商业公司全部国营，涉内商业公司，我们也将按照一个标准去进行合营，除百姓小吃店、零售店、杂货铺这些种类不进行公私合营外，其中有较大规模或者在主要街道有一定经营规模的中型和大型商铺、商场皆进行合营，对批发公司也进行合营。”

　　“这些批发公司合营后，其中的一部分将组建为‘供销批发公司’，全国已建有供销总公司，后续在全国各省、地、县或自治州、县建立‘供销批发公司’和乡‘供销合作社’，以用进行全国商品批发或零卖活动。”

　　“对于那些私人经营的商店、摊贩，则从供销公司批发，国家将进行价格限定，保证物价的全国稳定。”

　　“这个价格增长比例是多少？”

　　“我们也是在按照苏联的模式进行，一般不超过10%。”

　　斯大林这才点起头来：“这个比例是合理的，社会主义国家中，不能培养资产阶级，并且要消灭掉私人资本主义。”

　　“是的，总书记同志。中国正在苏联的帮助下，朝着这个方向前进。”总理说道：“预计到1960年，中国的私人资本主义将可能彻底终结。”

　　“不是可能，而是一定要做到。”斯大林说道。

　　总理认真的点起头，立即做起了记录。总理在斯大林面前与东欧国家的领袖们并无区别，始终显得很恭敬，而斯大林对此也十分的满意，在他来看，中国的‘阶段改造论’，虽并不如苏联当初改造时那样坚决，但总体上而言，中国最终也是在实现苏联模式下对其改造的目标。

　　1928年苏联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前，私人工业占比为28%，到了1933年骤降到0.5%，而中国与苏联不同，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后，就有大量官僚资本的工厂或商业被没收，民族资产阶级的占比仅6.9%，三大改造开始后，这一比例仍将下降，能保持4%就不错了。

　　到时，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在全国总占比中都会大幅下降，但是中国不会再走过去或者苏联的老路，而是对其进行限制性发展，通过控制价格，提高经营者税收的方式来剥夺其多余财富。当然，这些人的利润是少了，不过财富依旧是增加的。

　　1952年，全国个体和私营工商业增加了28万户，全国城乡手工业工人和手工业独立劳动者、私营工业者，总数达??1971余万人??，这还不包括围绕这些经营而增加的数百万从业者，如果把这些工商业全部公私合营，那么围绕增加的数百万从业者，就将瞬间失业。

　　但另一方面，国有企业或者公私合营后的企业建设又需要大量的工人，这些手工业劳动者，无疑是最好的工人对象，因此合营是一定要进行的，这是国家工业建设的需要，但是对于一般零售商业和部分低技术个体经营者，国家就没有必要再合营，再把他们弄到工厂里去了。

　　新中国从成立到后来一二五建设期间，就是一个不断精减和增加人员的过程之中，而造成这一情况的主要原因，就是国家当初学习苏联，不管不顾一味的国有化，可中国的工业比之苏联差得太远，人口规模也大得多，工厂是成立起来了，可是多数开始并不赚钱。

　　就比各地的县城为例，为了发展地方工业，通常将地方的纺户、铁匠等个体护集结起来成立工厂，然而落后的生产手段和技术，根本没办法与机械相比，而工厂建设的成本又是实实在在的投入，其结果就是许多所谓的工厂，实则是在依靠国家供养活着。

　　这些个体户，原本自产自销，或者平时为农，闲时副业，增加了家庭收入，进入工厂后，成为了职业工人，家里就少了一口劳动力，所在的‘工厂’又不赚钱，靠着国家在供养，导致家庭和国家在一个时期内，两头都在亏。

　　所以，为什么要保留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就好理解了。

　　个体经济给了农村百姓搞副业，增加收入的机会，给了城市百姓更多就业的渠道和收入来源；而私营经济，不仅大幅增加了城市就业，而且还能增加国家税收，同时把原本需要国家全资投入的工业和商业建设，分担给了私营。

　　国家还可以通过银行放贷，增加货币流通，分化了风险投资。比如某县要建一座纺织厂，按照全面国有的思路，就需要政府全资拨款，而款项来自于国营商业和农业税收，企业成本收回周期长，一旦经营不善，就需要政府继续拨款或者倒闭。

　　事情到这里并没有结束，企业倒闭了，倒闭期间工人完全失去了生活来源，政府损失了投资，而工人还需要重新安排工作，实在安排不下的，就只能重新回到农村，等到有新的企业招工时再来安排，如此往复。

　　但私营企业与国营不同，其是自负盈亏，以快速追求利润为目的，私营经营者无论是自筹资金或者是向银行贷款，这个风险与国家无关，他们一旦创造了利润，不仅扩大了就业，而且还增加了大量就业，就算亏了，个人债务也还不至于影响到国家整体经济运行。

　　私营是竞争的，有人倒下就有人上来，且在新中国当下如此落后的工业条件下，基本不太可能出现商品滞销的情况，唯一需要解决的就是让百姓口袋里有些钱，让他们有消费能力，这样私营工业和商品经济就发展起来了。

　　新中国工业建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解法，早早就摆到了五大书记的面前，但现下仍不能全面实行个体和私营经济体制，原因也不复杂，新中国需要建立起公有制，需要发展国有工业，没有这个基础在，搞起来的个体和私营经济，最终只会演变成资本主义经济。

　　因此，在一二五计划，甚至是三五计划期间，对个体和私营经济的限制都将是事实存在的，唯一不同的是，新中国并不打算把这两种经济给予抹除，相反的还会保留相当多的一部分，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在计划体制下，给予市场必要的活力，弥补曾经全面计划体制实行过程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

　　所以，新中国即将建立的‘计划经济体制’已非是‘全盘’计划式，而是以计划经济体制为主导，个体和私营经济相结合的新经济体制（类似列宁新经济政策时期）；其特征是，国营与私营生产相结合；商品市场和生产也不会消失；金融贷款业务同样会向个体和私营者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