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未来聊天群 第50节

　　朝鲜党的书记目前还是党的总书记和首相，不过其核心权力被三方瓜分了，党的权力分出一部给了金斗奉；军队总体上也被延安派实控了。

　　政府内部的财相是延安派的崔昌益；人代委员长给了南方派的朴宪永，他可以说因祸得福了，如今身兼着委员长、总政治局总书记、外相三职；就连苏联派许歌谊都捞到了人民保卫相的实权，三方皆大欢喜，唯有游击派遭到重击。

　　总理说道：“要解决金日成的问题，还需要朝鲜党的一次大会，接下来就要看延安派自己的真本事了。”

　　“只要延安派能够控制住实权，接下来解决金日城也不是太难的事情，关键还是要多提高金斗奉等延安派在朝鲜国内的影响力。”少琪说道。

　　主席点了点头，说道：“我们已经为延安派做到了这一步，他们要是还不能解决金日城，那也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总理却是说道：“我们已经把金日城彻底得罪死了，若其再度夺回权力，恐怕不仅延安派要被彻底清算，而且极大可能会直接倒向苏联。”

　　“后面的事，后面再讲，一步步的来。”主席说着，便从桌上拿起了一篇稿子，递给了身旁的老总说道：“这是我写的一篇文章，大家都给些意见。”

　　朱老总接过看了起来，文章标题《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反思》，见此老总不由得轻喝了一声：“嗬~！这个标题起得够大。”

　　“都传阅看看。”朱老总看完，没有发言，而是递给了少琪，接着一路传了下去。

　　主席直直抽了一颗烟，这才说道：“为什么以新文化运动，这么大的背景来写？就是因为这场文化救国运动，在我看来，它的立意是好的，但是其理念是有很大不足的，结果也存在很大的问题。”

　　“这场运动中，西化派认为中国要一力西化；新儒学派主张继承传统，开创新的儒学救国；还有甲寅派和学衡派这样的保守主义学派。甲寅派的章士钊主张尊孔，反对白话文；学衡派以梅光迪、吴宓、胡先骕为代表，批判厚今薄古、全盘西化，主张维护传统。统”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旅欧归来的‘现代评论派’，这些人主张的是政治改良，这其中杜西泉主张中西文化互补；而梁启超则反思西方文明弊端，提倡中国文化复兴。”

　　主席起身在房中踱着步，他扬了扬双手说道：“表面看百花齐放，实则乱纷纷，你方唱罢我登场，闹了几十年，谁也不服谁。”吸了一口烟，主席便又补充道：“当然，我们这些马列派也算是一个。一直以来我们主张的是暴力革命，是推倒一切重来。”

　　“若从结果看，显然我们成功了，但新文化运动以来的问题是否解决了呢？我看没有。首先我们就没有对场运动，进行一个深刻的分析和总结。”

　　几位书记，纷纷点头，以前大家不了解，也不觉得这事有多重要，但是现在领袖们不这样看了。新文化运动看似早早就结束了（1915至1923年），实质上至今为止并没有真正结束，其对整个民国时期文化界、思想界、政治界的影响都极大。

　　“元旦节前，蒽来跟我讲，他去卫生部了解了一下，发现了什么呢？”主席脸上露出了不快，说道：“那个卫生部的部长，还有两个副部长，制订了一个政策，那就是不给全国的中医师发执业证，还要强行让他们学习西医，用西医的方式来考查中医，还说中医是封建。”

　　“我又让人要北京市委去卫生部门去了解了一下情况。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就一个北京市，已经有接近一半的中医职业受到了严重的冲击，许多人失去了工作，一些中医药铺也经营不下去了，如果不是朝鲜前线需要，我看一大半都要倒闭掉，中医师都要失业。”

　　“简直瞎胡闹！”主席吸了口烟，转过身伸手朝窗户方向一点，说道：“上个月的事，大家都知道了。教育部和文字改革委里有不少人强烈提议，要把汉字废除掉，要采用拉丁字母，要国际化！这一切表明，这已不是一个简单的观点问题，而是过去一直以来的思想出了大问题！”

　　“新文化究竟是什么文化？是中国的，还是西方的，还是中西合璧式的？新文化运动要走向何方？是全盘西方，还是文化复兴？什么是封建？什么又是传统？这些问题，我看我们现在就是一笔乱账，是完全的认知不清。”

　　“那么在这种情形之下，新中国的文化究竟要怎么建设？我看至今为止，也是一笔糊涂账。”

　　主席坐了下来，继续讲道：“要把这些问题理清楚，那么就要对新文化运动的利弊做一个分析总结。我写这篇文章就是要表达一些观点，新文化运动有其积极意义，但是其也存在很多问题，首先就是方向分散，没有目标，而且想的人太多，做的人太少。”

　　“新文化运动，更多像是一场对于中国文化的大批判、大否定运动。中国的一切都是落后的，西方的一切都是先进的；中国的传统全是封建的，西方就全是科学的；这就是新文化运动以来，国人中间，尤其是文化界、思想界形成的一种潜在共识。”

　　“这种共识反映到具体实例上，就是不假思索的反对中国的一切，要废掉汉字、废除中医。”主席继续讲道：“如果这一步实现了，那么接下来要干什么呢？那就是废除中国的文化和思想，全盘接受西方人的思想，最终实现对整个华夏文明的全面否定和废除。”

　　“这种扭曲的认识，发展到了今已经非常严重了，如果我们再不清醒，那么就是在帮助西方人亲手毁掉中国的文明，所以我写这篇文章，就是要把这个过去看似光鲜亮丽的脓包戳破。”

　　总理将文章还给主席，说道：“卫生部那边我已经给予了严厉的批评。”

　　“批评是不够的，转过身，他们就又忘了，而更多的人也还意识不到事情的严重性。”主席续起烟说道：“要把卫生部的那个部长，还有副部长全部撤职！是哪个人定的这个政策，要严厉的处份！一撸到底！”

　　“我们国家有五亿多人口，广大农村地区和县城的医疗卫生条件都极差，喝符水、吃锅底灰治病的情况依然普遍，在这种情况下，还要把基层那一点本就薄弱的中医给废掉，这是什么行为？这样的害民之政，必须要有人负责！”

　　少琪说道：“我赞同主席提出的对卫生部进行严厉处分，而且还要发到报纸上进行一次批判，不把事情搞大些，一些干部意识不到事情的严重性。”

　　总理点了下头，接过话说道：“对卫生部严厉处分，我没有意见。但后续还需要找出一个合适的政策，西医要发展，中医也要发展，但现在卫生部完全是西医的天下，用西医来管理中医，显然是不合适的。”

　　主席吸了一口烟说道：“卫生部的部级官员中，必须要有一位中医，这一项要形成定例。这样做，不是要让中西相互打架，而是要让他们各自发挥优势。医学是用来救人的，只要能救得好人，就是好医学，这一条也要向卫生部讲清楚。”

　　少琪吸着烟看向总理说道：“未来国家的医疗体系是如何建立的，这个事情可以让0号组好好查一查。”

　　总理做完记录，回道：“这两个月，我给0号组的重要任务是找高产粮种和种植技术书藉，他们那边人还是太少了。克农要忙情报工作，王争的事情更是不少，安英又在朝鲜，只剩下邓嘉先还能抽出一些时间，但他也有自己的研究工作要做。”

　　“需要多少人？”少琪问。

　　“0号组至少应再增加两位。”总理说道。

　　“那就尽快选两位，但务必要绝对可靠。”主席说道。

　　第二日，人民日报首刊，刊发了主席《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反思》文章，这篇文章回顾了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历程，肯定了其积极意义，但随之就是对其不足方面进行了深入分析。

　　文章中，主席毫不留情的对废除汉字和中医的行为，进行了强烈批评，他在文章里写道：‘西方人都不用亲自出手，我们自己就把自己的文化传承彻底否定掉，以后中国人都变成了西方人，我们讲着拉丁语，写着拉丁字，中国人都看不懂自己的历史书，这样的中国也就不存在了，中国文明也就彻底消灭掉了。’

　　主席痛批民国‘文化带路党’的行为，不点明批评了胡适，说他就是一个文化买办，还将矛头直指《古史辨》。

　　主席写道：‘我最近看了看那个《古史辨》，这是一本怎样的书呢？它号称是一本历史新学，但我看它完全就是以西方式的标准来评价中国的历史，是在否定中国历史与传承，就是把中国历史与文化的一切解释权拱手让给别人，从此以后当别人的徒子徒孙。’

　　主席最后又写道：‘新文化运动以来，我们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只有用西方的思想才能救中国，把中国过去的一切都描述成落后的、封建的、要必须打倒的，认为其是中国近代以来落后的根源，我看这个认识就很不客观。’

　　‘中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落后于世界的呢？这个问题要好好的研究和总结。是从明朝时就落后于世界，还是从满清时就落后于是世界？究竟是中国文化、思想千年以来就一直全面落后于世界，还是满清统治阶级为了统治需要造成的全面落后呢？这同样要认真研究和总结。’

　　‘我们的文化中大多数都是好的，但也确有一些糟粕，这个要摒弃掉，要取其精华，继承和发扬。我们在学习好、传承好自己的同时，也要放眼看世界，把世界上那些好的、优秀的文化和思想借鉴过来，形成我们自己的。不要片面，也不要非此其彼。’

　　主席还在文章中深入的讲述了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人认知出现了偏差的问题，他讲不是要否定新文化运动的价值，而是要认识到这场文化运动的不足部分，提出要文化界、历史学界、思想界都好了的研究，并且还抛出了一个问题：新中国的文化要如何建设？

　　主席的文章一出，立马就给国内原本平静如水的文化界丢下了一颗大石头，顿时轰然炸响，水花四溅，文化界人士没有想到，主席就中国文化发展问题的第一篇文章，就直接炸向了新文化运动，要知道那可是当下，许多人的立身根本啊，说其有问题，那不是这些年全白干了？

　　特别是对《古史辨》的强烈批评，让顾吉刚、吕思勉、童书业、罗根泽这些主要的编撰者全都傻眼了，而作为党的御用文人，第一笔杆子的郭木若同样傻眼了，他曾在1929年看完《古史辨》后，评价顾吉刚，说其‘的确是个卓识’、‘他的识见委实是有先见之明’。

　　现在主席点名批评，这可怎么办呀~！！

第62章 文化问题（一）

　　一篇文章揭开整个文坛和史学界的‘先进’遮羞布，戳破了新文化运动以来，那些文学大家和史学大家们的，以‘新文化’之名，行否定‘中国文化’之实，而主席的这篇文章所要表达的还不仅仅如此，他等于在向所有人宣布，他站在中国文化一边。

　　民国文章、著作千千万，主席为什么在文章中，点评《古史辨》这本著作？倒不是因为这本史学著作完全没有价值，而是它带来的影响实在是太坏了。

　　《古史辨》主张疑古、证古，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凡是中国古代的一律质疑，凡是没有考古实地证据的一概否定，最低也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中国的三皇五帝是历史传说没有证据，所以必须是假的。

　　中国的夏朝没有证据，所以也必须是假的。

　　中国历史中，比如周朝的那些世代谱系记录，同样没有证据，所以依然必须是假的。

　　如此种种，凡没有证据或当前找不到证据都是假的，都是不能信的。那么什么是真的呢？以顾吉刚为首的古史辨派们，接受了西方的地层累进说，通过地层的演化历史来考古，这种观点有没有道理呢？当然是有的，可问题是，他们接受地层说，否定了记录说。

　　中国古代自周以来留下的记录中都有对夏商的记录，而在古史辨派看来，没有地层累进的考古证据，所以记录统统不可靠，质得‘疑古’，那些记录之中的事情，也统统不可信。

　　这种观点带来了极坏的影响，它等于放弃了本国的‘记史’标准，完全接受了西方的‘考古’标准，而西方人之所以搞这一套‘信史’标准，原因也很简单，因为西方历史上从来说没有‘记史’。

　　于是，西方人随便找个地方一挖，就发现了重大历史突破，而且是实实在在的‘证据’，而中国找不到这样的‘考古’证据，那么中国过去的一切历史就必须接受质疑、不可信。

　　新文化运动以来，以胡适为代表的西方学派，其在中国的影响最大、破坏力最深。顾吉刚为什么会写《古史辨》？就是因为他接受的胡适的观点，他想成为胡适门徒，而这本著作就是他所缴纳的投名状，以此来获得其认可，从而拿到进入西方学术圈的门票。

　　过去以来，我们对于新文化运动中的一些行为过度进行了美化，认为其是又一次‘西学东渐’，其对中国的文化起到了推动和发展作用，创造了‘新文化’，而如果认真了解一下，思索一下，这个新文化究竟是什么东西呢？事实就是根本就没有所谓的新文化。

　　胡适们阐述的所谓新文化，就是西方化，实质上就是以西方的标准和要求，对于中国的文化、思想、历史进行全面的西式构解，其对国人后来的认知产生的流毒极其深远，哪怕到了21世纪，其影响力仍旧十分广泛，期间出现的大量崇洋媚外认知根源就在这里。

　　哪怕连主席都没有逃脱这种影响，他在1964年写的《贺新朗·读史》一诗中，就有‘三皇五帝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的表述，这一观点其实就是来自于民国时期‘疑古’学派的影响。当然，并不是说中国古史不能疑，而是不能以西方标准来疑，这是两回事。

　　当前，整个中国的文化界，大多数人都已经接受了‘新文化’的西式思维与价值认识，少数人比如熊十力、梁潄溟等人，还保留着中国的传统价值认识，被认为是保守文化学者。

　　民国的文化人，甚至毫无意识到，他们已经被西方的意识形态所慢慢掌控，他们认为自己是在‘先进’中国文化事业，是在发展和发扬中国文化。不过，民国的文化人也并非都是如此。

　　1920年梁启超，旅欧一年归来，他终于看清了欧洲文明究竟是啥玩意儿，所以他认为所谓的西方文明其实很垃圾。

　　他认为西方人自诩的‘民主公理’、‘科学万能’的观念已经宣告破产，西方社会需要东方文化特别是中国文明在精神上的补救，但西方的科学和物质文化并未破产，中国仍需要继续向西方学习科学技术，他将这种观点记录在《欧洲心影录》并予发表。

　　在1919年新文化救国运动的背景之下，他满心欢喜的认为自己‘中西调剂’观点会有受众，结果迎来的是激烈的批评。

　　其时，以胡适为代表的西方学派主张全盘西方，进行资本主义改良；以李大钊、陈独秀等为代表的马列学派，主张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无论哪一方都是‘反传统、反孔教、反文言’的。

　　1920年，罗素应梁启超邀请到中国讲学，罗素认为中国发展工业即可，搞社会主义没啥用，梁启超接受了这种观点，认为发展工业、发展科学即可救国，所以两派都不待见他。

　　梁启超所主张的，其实也是‘改良主义’，只不过他的改良与胡适的改良不同，梁的改良是在基于中国本土文化背景的基础上，接受西方的优秀思想与科学技术进行改良，而胡适的改良是要把整个中国过去的一切全部推翻，全盘西化，以达成其目的。

　　这时的马列学派与胡适的改良派，有诸多共同思想，并一起创造了新文化运动，因此是合作关系；而以张东荪为代表的一派人，强烈批评马列派，认为中国不能实行马列主义，梁启超支持了张的观点，双方就此展开了论战，梁也因此成为了马列派的公敌。

　　梁为什么不能接受马列观点？因为此时的马列和其他学派一样，都认为自己的思想和价值观天下无敌，而要想实现社会主义，那就必须彻底的砸烂旧社会，主张暴力革命，把曾经‘传统的’、‘封建的’全部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建立马列认知，以马列为准绳，如此才能救中国。

　　梁作为一个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他当然接受不了，把本土的一切全都干掉，迎入一个外来思想，所以他反对这种暴力（非贬义）文化革命，反对剿灭本国文化与传统。

　　1922年，北洋政府改组内阁，改良主义者们，主张建立‘好人政府’，然而仅仅九个月后，这个政府就垮台了，‘改良主义’彻底破产，改良主义者们走上了不同的新道路。

　　胡适坚定的开始了他的‘全盘西化’主张。

　　熊十力、梁潄溟们搞起了‘新儒学’。

　　马列主义者们终于发现，这垃圾政府，还有那垃圾改良主义有个蛋用，于是在1921年就成立了共产党，决定把这个烂了的政府和烂了的国家彻底掀翻重来。

　　其他各种诸如‘新月学派’一类的杂七杂八学派一大堆，不过这些人多数还是保持着改良思想，也有少部分人开始了‘实业救国’，纷纷拿钱出来创办工业，从而开启了民国的‘工业化’。

　　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来，实质上除了‘新儒学派’这一类保守学派外，无论是改良派，还是马列派，他们都认为中国文化、中国传统已经没救了，全特么是垃圾，而这二者的区别就是，一个主张全盘西化改良；一个主张革命。

　　新中国成立后，实质上无论是民国的改良旧文人，还是新上台的马列主义者们，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对于中国的文化与传统都持有着反对的态度，不过改良旧学者们，仍保留着对中国本土文化一点尊敬，而后者则完全没有，认为必须予以彻底剿灭。

　　1950年8月，新中国第一届卫生大会召开，一代西医专家余云岫在大会上提出‘废除中医案’，他给出的理由是：中医是封建社会的产物，新中国是新时代，中医必然要进行废除。

　　他的这个提案，受到了时任卫生部两位副部长拍案赞同。一时之间，中医被扣上了‘封建’的帽子，随即中医就受到了冲击，仅仅四个多月的时间，全国不少地方的中医和药铺就陷入了舆论风波、区别对待和经营困境之中。

　　十月份，总理从未来搞来了简体字和拼音，并交给了教育部，要他们研究后在全国推行，文字改革委员会随即成立，接着吴玉章等人又站出来出主张废除汉字，改用拉丁文，事态发展到了这里，主席和中央都意识到，过云中国文化界的认知和思想都出了大问题。

　　……

　　四大院胡同，郭氏居。

　　客厅里，有来拜访的冯友兰，表情十分的难堪，甚至还有一丝惊恐之态。

　　原因无他，今天一早，他就看到了主席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文章，表达了主席对新文化运动的反思，这些本来最多是文化学术观点，但是主席亲自点名批评了《古史辨》那不一样了，而他是其第六册的编写人，可能一场风暴就要来了。

　　“开贞兄，主席的这篇文章究竟是什么意思啊？”冯友兰一脸难安的问道。

　　郭木若缓缓抽着烟思考着，而面前桌上摆着人民日报，主席的那篇文章，他已经反反复复读了不下五遍，不是他不理由主席想表达的观点，而是他搞不清楚主席究竟想要做什么，或者说党是否准备对文化界下手了。

　　“文章不是说得很清楚嘛，新文化运动是需要反思的。”郭木若抽着烟，扭过头对冯友兰讲道：“从文章看，主席对于一味的反传统是不认同的，他认为新文化运动后，许多人接受了西方观点，用西方的标准和眼观看待中国的一切，这是有问题的。”

　　讲到这里，郭木若指了指桌上的报纸，又讲道：“废除汉字、废除中医的本质，就是在否定中国文化与传统，是主动让中国人用自己的手来消灭中国的文明，这一点主席已经讲得很清楚。”

　　冯友兰想听的不是这些，他今天来郭这里，是想打听一下，中央对于文化界是不是要有动作了，但郭似乎顾左右而言其他，文章所要表达的观点，他冯友兰怎么可能看不懂呢。其实，不是郭不想说，而是他也不知道啊。

　　“当初，我们写古史辨时，也没有想到那么多，如今…，这可如何是好。”冯友兰急了。

　　郭木若一副云淡风清的表情，但他当初也是对古史辨给予了紧急评价的，现在他心里也有些慌，不过却是说道：“以前没有看清楚其中的问题，现在看来，这个古史辨确实是有很大问题的。西方人没有史书，所以搞了一个‘实证考古’，这种方式对中国历史评价是不利的。”

　　“那该怎么办？”冯友兰问。

　　郭木若思考了一会说道：“我个人认为，我们都要认真的理解清楚主席所表达的观点，关于古史辨的问题，应当要好好的反思。”

　　冯友兰点了点头，说道：“以前确实没有意识到主席所讲的这些问题，我会写自省文章。”

　　“先不要急。”郭木若说道：“顾吉刚、吕思勉他们现在是什么想法，可以先了解一下，特别是顾吉刚作为主编人，他的反思是重要的。另外，具体是什么情况，我也要去了解，你再等两天。”

　　冯友兰自然答好。

　　郭木若确实去了解了，他第一个找的人是中宣部副部长胡桥木，然而胡也搞不清原委，他自己都还在打听，郭没辙了，便直接去找了总理。

　　西花厅里，总理哪里还不知道他的来意，所以也没有拐弯抹角，而是直截了当的讲道：“从八月份的‘废除中医’提案，到现在废除汉字的声音，这些已不是简单的观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