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未来聊天群 第140节

　　主席说道：“全盘苏化，让中国失去了自己，无法做到独立自主。我们的政策路线、文化路线、经济路线、工业路线基本上全都照搬苏联，苏联的文化、价值观也在我国大行其道，一些人出现了对苏联惟命是从，不敢挑战苏联权威的情况。”

　　“还有一些人，比如上一次李森科主义辩论的事情，就可以看出，我国已经出现了一批苏联模式的支持者，那么这些人究竟是代表中国的利益，还是代表苏联的利益呢？就算往好了想，他们代表中国利益，那他们能不能做到自主呢？我看是不能的！”

　　总理说道：“主席，全盘苏化确实是一个大问题，让我国在各个方面，全部受控于苏联，若再这样持续下去，我们这个民族，这个文明，就将丧失自身的特色与独立性了，且在国际事务中，因为苏联的领袖国地位，也使得我国在很多时候不得不放弃自身，选择支持苏联。”

　　主席点头道：“喊独立自主，喊了六年了，真要说，我国还没有真正做到完全的独立自主，所以我的看法，我国要考虑‘去苏化’。中国有要自己对马列主义的理解，要有自己的主张，要能自主的决定自己国家施政方针，要发展本国本民族的方化，而不是什么都要听苏联的。”

　　“我赞同主席的观点。”总理说道。

　　主席吸着烟沉思片刻，说道：“我一个想法，把中央部委的主要同志都召集起来，开一个会议，专门商讨‘全盘苏化’出现的问题，这个事情已经到了不得不解决的时候，再这样拖下去，我们这个国家就将异化成另一个苏联，但却成不了苏联，因为头上那个老子一直在。”

　　历史上，主席从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以后，就意识到了一丝不对意味，到了1955年，他终于发现，过去‘全盘苏化’对中国的影响太大了，为何会做出这样的判断？这从一些事情上，就可以看得分明了。

　　新中国成立后，到斯大林去逝之前，中国在国际上基本没有真正的独立性可言，就连国内的政策等上面都同样如此，国家的政府体制、军队体制、政策方针、经济体制等方面都是苏联顾问帮助建设或者向斯大林请示批准后才能实行，可以说什么都听苏联的。

　　发展到了1955年，国内出现的情况是，各级在‘学习苏联’的号召下，惟苏联之命是从，苏联人提出的观点，那就是‘真理’没人敢反对，苏联人说啥就是啥，而且由于大量苏联顾问、专家、技术人员来到中国援助，其对中国方方面面介入得太深了。

　　这一行为，在事实上形成了苏联等于正确的一种固有认知，各级干部不敢反对苏联顾问，文化、科技、甚至学术上同样是如此，苏联科学家说正确，那就正确，说怎么做，那就怎么做，没人敢反对，就连反驳也不敢。

　　正是基于上述各种情况，1955年末，主席召集中央34部委专门开会讨论‘全盘苏化’问题，并提出‘去苏化’，这样做是为了实现中国的正确独立自主，而1956年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正好给中国提供了一个借口，中苏在意识形态方面从此出现分歧。

　　现在的中央书记处，早就了解了全盘苏化的危害，但是前期不这样做又不行，新中国刚解放，连基本的城市管理都不懂，没有苏联帮助是不行的，而为了争取苏联援助，中国又不得不按苏联的来，但经过几年建设，中国已经有了一些底气，所以解决苏化问题的时机到了。

　　要知道，五六十年代成长起来的一批人，对着苏联有着特殊感情，哪怕主席坚定的推行了‘去苏化’并最终实现，哪怕中苏百万大军对抗，仍然有一大批人亲苏，这些人将思想又传递了下去，因此一直到21世纪的中国，仍旧出现了一大批苏粉。

　　试想一下，若主席没有坚定的去苏化，那么中国将会是怎样的光景？想想都可怕啊！~

第178章 要去苏化

　　中央三十四部委会议是在七届六中会议期间举行，因讨论的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新中国自全面学习‘苏联模式’以来的问题，这个话题由主席亲定，因而这场会议，实则是一场正式的讨论会。

　　会议一开始，农村工作部长邓子辉就率先进行了发言，他在会上向主席和各中央部委同志说道：“自新中国农村农业工作开展以来，我们接受的是苏联顾问组的指导，实行的是苏联农业育种科学路线，在很多事情上，我国自己讲了不算，苏联人讲了算。”

　　“就拿‘李森科主义’来说，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长期接受这个在九月份被科学家们证实为伪科学的育种工作路线，使得我国农业育种工作浪费了整整六年时间。在这个过程中，作为农村工作部长，我也是有错误的，没有认识到科学政治化的问题。”

　　他的话刚讲到这里，主席便抬了抬手，说道：“这个会议，不是来搞个人检讨，而是要讨论实行苏联模式所造成了哪些问题，这些问些题要怎么办。关于李森科主义的问题，九月份已经讨论结束了。”

　　“是。“邓子辉连忙点头，接着说道：“那我就讲讲学习苏联经验，推行的农业互助合作的问题。自农业互助合作开展以来，各地都出了不少问题，有农民私杀耕牛，破坏农业生产，农民的积极性也不高。”

　　“与之相对的，农村工作部按中央部属在华东、华南、中南、华中、华北、西北、西南七区七省进行的农村集体化体制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试点省份，农民的积极性就很高，粮食产量也比过去要高，农民的日子要好过得多，这证明采用苏联经验，并不一定符合中国农业发展的实际情况。”

　　一九五三年七省农村新集体化试点工作开始，并试点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试点省份的农村土地实行集体化和国有化相结合的方式，确定土地国有/集体拥有权、管理权与使用权，不再强制进行互助合作，而是采取政府倡导，自愿结合互助的方式。

　　比如农村的耕畜问题，土改完成以后，耕畜分配到了个人家庭，由这些家庭管理和使用，但是耕畜数量有限，不可能每个家庭都分到，因此又需要通过互助合作来保障耕畜使用，这就使得原本分到个人家庭的耕畜，名义上仍然归个人家庭，实则又变成了公社集体资产。

　　让个人家庭拿出耕畜给别人用，自己却又要养，这就造成了矛盾，分给自己的耕畜凭什么给别人用？而使用的一些人对于不是自家的耕畜又不是很上心，导致一些耕畜过度使用或掉膘严重，甚至一些直接死掉了。

　　而推行农村新集体体制的地方，就采用了不同方式，虽仍旧由政府倡导互助合作，但是不强制分配耕畜互助使用家庭，而是采用农村的方式来解决，由生产队内部自己协调、自愿结合的方式，愿意抽签的抽签，不愿的就自由组合。

　　这种方式看着改动很小，但带来的影响却很的，耕畜由过去集体的财产，变成了亲属亲友、邻里内部的共同财产，一头耕畜三四户家庭共同使用，大家又是自愿结合，因此对于耕畜的养护和使用自然就更上心了，用此小小的一招，就解决了农村内部耕畜使用的大矛盾。

　　农村的许多事情，最忌讳的就是强行规定，没有实行农村新集体体制的地区，说是自愿互助，实则是地方带有半强迫性质的规定，这就导致了耕畜分配到了专人家庭养护，而使用却是多个家庭，这些家庭对于耕畜没了养护责任或较小责任，自然也就不怎么上心了。

　　用的时候，使劲用，用完了就扔给养护人，可在实行集体体制的地方是不同的，耕畜由自愿互助家庭共养，每家养一段时间，谁家养护期间耕畜掉膘或生病一目了然，实则是把责任下放了。

　　在邓子辉的讲述中，实行农村集体体制的省份，农业生产、社会发展等各方面都要比没有实行的地区好，不仅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要高很多，农村百业的发展也取得了良好进展，一些家庭开始搞个人养殖业，而在大多数互助合作社地区，相对发展就有限。

　　邓子辉说道：“实践证明，中央提出的农村集体化政策，比苏联的农业集体化政策更符合中国的国情，建议尽快在全国进行全面推广。”

　　主席说道：“这个事情，接下来再讨论，继续讨论苏化的问题。”

　　聂帅随即开始了发言，他说道：“我国国防军事科技工作，严重依赖苏联，我们遇到的情况比农村工作部还要深一些，可以说我国军事科技研究是对苏联全面开放的，完全没有自己的秘密可言，这是不行的。”

　　“苏联专家帮助中国培养人才，我们很感激，可是苏联人在教授期间很霸道，他们讲的话，不许反对，必须全盘接受，这样下去，培养出来的人才，思维是固化的，只知道按部就班的做事，很难培养出具有创新和思辩意识的人才，其对我国国防科技的发展很不利。”

　　“事情已经这么严重了吗？”朱老总问道。

　　聂帅点头道：“苏联的教授不许我们学生反对他们的观点，而我们要研究什么，又需要苏联顾问支持，基本上到目前为止，苏联人掌握了我国国防人才教育和研究方向的所有方面，而军事科技和技术是一个国家的核心机密，这样无限对外国开放，就很不合适。”

　　朱老总看向彭总又看向了主席，说道：“这是个大问题啊，要是一直这么搞下去，我们的家底不仅被别人摸得一清二楚，而且还被别人控制着。我国想搞点什么，都还要经过别人同意，这怎么能行。”

　　主席看向与会同志说道：“苏联人给我们的帮助，我们很感激，可是中国是一个独立国家，有自己的利益，也有自己的秘密，而像现在这样什么事情都依赖苏联，又还谈什么独立自主？”

　　“有句话说‘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失其身，几事不密则成害’，重要的事情若不保密，就会祸国殃民。”

　　主席吸着烟说道：“全国从政府工作、国防军事建设、科技研究、教育、文化等方方面面，到处都是苏联顾问，而我们自己呢，就像一个听话的好孩子，别人讲什么，我们就听什么，就按照做，完全没有主见。”

　　“如果一直这样下去，我们的国家到底是独立的，还是仆从于苏联的？如果是前者，那么我们要如何来体现国家的独立性？”

　　总理认真的点了点头，说道：“我国是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这个身份就要求我国必须要有自己的坚定主张，否则就无法在国际上为中国争取利益。去年的日内瓦会议，我国与苏联就闹得有些不愉快，为什么会这样？大家都清楚，苏联人要求我们服从于他们的主张。”

　　主席说道：“这样的事情，过去有，将来还会有，那么再出现这样的事要怎么办？要放弃中国的利益，服从于苏联利益吗？这一点，我是坚决不赞同的！”

　　主席打了个形象的比喻，说道：“很多同志，可能还不清楚，五大常任理事国身份的价值，那么我可以告诉大家，这个常任理事国是干什么的，简单点说，就是上桌吃饭的。我们现在还吃不了饭，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没有原子弹，二是摆脱不了苏联的影响。”

　　主席吸了一口烟又补充道：“若中国一直是这个形象，那么五大常任理事国的地位就会大打折扣。如果在国际上发挥不了作用，将来就没有国家愿意同我们真正的交好，这关系到新中国是上桌吃饭，还是被摆上桌当成菜的大问题！”

　　朱老总赞同道：“主席说‘原子弹一万年也要搞出来’，现在看来没有这个东西，我们的腰杆子就硬不起来，哪怕现在上桌了也吃不了饭，而搞原子弹的事，不是一两天的功夫，但摆脱苏联影响，去苏化的事情是可以做的。”

　　少琦重重将头一点，说道：“苏联对我国的介入太深，以前我国干什么事情，都还要向斯大林请示。现在赫鲁晓夫上台了，也要中国听他的，我看我们不能同意，这关乎到国家尊严、民族独立的大事大非问题。过去没办法，现在不能再这样了。”

　　几位书记一致提出‘去苏化’主张，而随着他们的讲述，很多事情也被摆到了台面上，过去中央的同志们虽也意识到了一丝不对味，但当时全国正‘学习苏联模式’也没人敢提，而当书记们公开讨论之后，会议终于热烈了起来，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讲起了苏化问题。

　　当郭副总理向与会同志讲述，苏联科学院长访华之时，要求中国继续实行‘李森科主义’，而且还采用隐迫、威胁的话语之后，所有人都炸了。如果说邓、聂讲的还是之前的事，而郭副总理的所讲的事就发生在眼前，大家谁能接受？所以很快就达成了一致意见。

　　十一月初，七届六中全会最终会议，做出了多项决策，其中一条，要求在全国全面推行农村集体体制改革，这个决策是公开的；第二条则是非公开的，中国正式开展去苏化工作。

　　会议一结束，总理便组织国务院召开会议，他在会议上，要求教育部对教材中‘美化苏联’的内容进行全面剔除，增加爱国教育和本国本民族文化内容；要求各机械工业部，不得再将苏联技术、设备、教材当成标准和唯一来源，要求他们向世界一切先进技术和经验学习。

　　中宣部的工作也要改，减少在全国宣扬苏联美好形象的宣传；文化部更是关键，总理要求全面缩减苏联文艺作品的引进，要从过去三成再减至一成，要增加同其他已建交的友好国家文化、艺术、电影等作品的引进。

　　新中国的工业、科技、文艺等工作，不再全面采用苏联标准，特别是文艺方面的留学生规模要全面缩减，增加向东欧及亚洲友好国家的相关留学生比例；工业与科技方面，要向包括英国再内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增派留学生。

　　一九五四年，中英建交，但两国互派留学生事务，是在一九五五年才开始的，第一批仅十二名留学生，其中一人学习经济，三人学习英国语言文学（培养翻译人才），其余八人全部学习理工和医学专业。

　　其实中国向英国派留学生并未受到中英两国是否建交的影响，早在1963年，新中国就向英国派留学生了，在1963至1966年前，中国共向英国派出27名留学生，只是后来爆发了文化大革命，导致留学活动中断。

　　外交部召见了英国驻华大使艾惕思，向其提出扩大中国向英国的留学规模，对于中国的这一突然变化，英国人又有些摸不着头脑，但当艾惕思得知，中国要在1956年向英国派出不少于三百人的留学生时，他感到无比惊讶。

　　外交部里，陈益笑着向艾惕思说道：“英国是发达国家，中国相对还是一个落后的国家，英国先进的知识，中国人要学习，所以明年的留学生规模要扩大到三百人，将来还会派出更多。”

　　艾惕思连忙问：“以后每年，中国都要向英国派出这么多的留学生吗？”

　　陈益点了点头，又摇起头来，说道：“三百名留学生只是开始，我也可以给你透个底，中国向英国派出留学生是不设上限的，主要看英国能否接收得下。”

　　“那么这些留学生，主要学习哪些课程呢？”艾惕思又问。

　　“主要学习理工、生物医学、经济学、语言文学、电影艺术五个大的方面，其它方面也会派出留学生。总之，英国好的知识，中国人都要学。”陈益回道。

　　“可是，中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你们学习西方经济学…。”艾惕思是有些不大相信的，毕竟这样的经济学人才学回来后，在中国也没有用处啊，他甚至直接说出了自己的考虑。

　　陈益只是笑了笑：“有没有用，学了才知道嘛。英国有凯恩斯这样的大经济学家，虽然我们不是很赞同这个经济学，但是学问本身是没有错的，我国的主席就讲过，反对科学政治化，这一点在学习国外知识领域也是一样的，好不好学了才能评断。”

　　中国的开放态度，无疑让艾惕思充满了好感，他自去年来到中国上任后，就发现中国表面上看似照搬苏联模式，实则与苏联有着很大的区别，比如中国就不像苏联那么教条，明明两国都是共产主义国家，但是中国人的态度和思维比苏联人就要开放得多。

　　而中国之所以决定大规模向英国派留学生，其也与英国现下对化政治变化有关，1955年4月，一向主张遏华的丘吉尔因健康问题下任了，接任首相职务的是艾登，而他此前是英国外交大臣，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就曾与总理进行了会谈。

　　基于中国已是联合国五常，国际地位已是事实，艾登上任后，虽未主动加强同中国的关系，但是也不反对与中国友好，加之两国贸易的不断提升，这使得现下的中英两国关系，相比此前是非常平和的。

　　艾惕思将中国的请求发回了伦敦，再看到中国留学生规模以及将要学习的英国课程之后，英国佬没有一丝犹豫，艾登更是亲自下达决定：同意扩大中国对英留学规模，中国派多少留学生英国都欢迎，并且表示，英国将会给予中国留学生适当费用减免。

　　英国人是什么心思，中国自然明白，他们这是想通过留学生向中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而且这个大门是中国主动打开的，英国哪有拒绝的道理，可以说高兴还来不及呢，英国人不担忧留学生太少，反而认为规模还可以再扩大。

　　但此时的中国对留学生的管理是十分严格的，学习期间有专人看管，学成后必须归国，而中国之所以加大对英留学规模，实在是领袖们，看到了苏联模式对中国的深重影响，如果这个影响都是正面的那还罢了，可其反作用也不小。

　　西方的意识形态，当然也会对中国留学生产生影响，可是西方科技与一些制度，对于中国来说，同样很重要，这个新生的国家大多数人对于西方的了解极少，而国内的科学家们，绝大多数也都是西方培养出来的，无论接不接受，这都是事实。

　　随着时间的推移，从西方归国的老一代科学家们慢慢老去，新一代科学家的培养却出现了断层，这其中除高考中断十年外，很大一个原因，就是从苏联引进的教育制度所导致，苏联无限细分的专业，难以培养出规模性的科研人才。

　　苏联的教育制度保障了新中国工业化过程中的专业人才，但工业化基础打下以后，综合性人才就犹为重要了，而历史上中国一直未作出这样的调整，这不得不说是一个遗憾。

　　然而现在不同了，一五计划推进十分顺利，预计到1956年底，就会基本完成，到1957年将会超额完成，而中国到英国的留学生，一般都需要学习三年，从硕士到博士的时间就更久了，这些高级人才在二五计划期间或之后刚好完成培养，他们将会成为新中国新生的人才力量。

第179章 文化工作

　　“总理，这是我国当前引进国外文学的情况。”文化部沈部长将一份报告递给了总理。

　　刚刚过去的中央部委会议和七届六中全会，正式做出了‘去苏化’的内部指示，而文化部的反应最快，或者说他们在两年前就已经得到了中央非公开的明确指示：减少苏联文化对中国的影响，防止同阵营意识形态入侵。

　　“具体情况是怎么样？”总理翻起报告问道。

　　沈部长显然了如指掌，回道：“我国当前引进的外国文学中，苏联的占比依旧最好，总计达到1786种，六年以来累计发行4250余万册。1953年后，国家减少了苏联文学的发行量，两年以来共发行各类苏联图书850万册，但依旧含盖所有作品。”

　　“除此之外，就是东欧国家的图书，其中波兰17种，保利加亚9种，罗马尼亚11种，匈牙利12种，民主德国24种，日本3种。总计73种，共发行305万册。不过这些国家的图书，大多没有苏联卖的好。”

　　总理看了看报告，提了一口气，蹙起眉头说道：“这很能说明问题啊，说明我国的知识分子，对苏联已经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情感。文化这个东西非常非重要，国外文化对我国知识分子所造成的影响，万不可轻视。”

　　沈部长点头道：“文化部在引进国外文学时，都经过了认真的审核。”

　　“报告我后面再看。”总理合上报告，略作思索便问道：“西方的经典文学有没有引进？”

　　沈部长摇起头来：“暂时还没有。那些资本主义文化的引进在文化部的争论比较大，一些同志反对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学作品。”

　　总理说道：“这怎么能行呢，我们要睁眼看世界，不能再搞闭关锁国。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学作品，确实存在意识形态入侵的问题，但并不是把门关起，把眼闭上就能解决问题。”

　　总理看向沈部长说道：“我国当前所面临的国际形势已经不同了，就拿中英建交来说，我国已经突破了与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外交关系，那么交流的问题就很重要，但国内对于西方世界了解的人很少，大多数人也没有条件和机会出国，不了解就难以交流，难以理解。”

　　“要不，从英国也引进一些文学作品？”沈部长试探着问道。

　　总理说道：“西方的一些文学经典，可以引进一些。我以前就看过不少英国文学，比如《莎士比亚》、《鲁滨逊飘流记》、《傲慢与偏见》、《罗密欧与朱利叶》等，这些经典作品对我国青年知识分子了解西方很重要，因此只要不是现代的西方流行文学，都可以引进一些。”

　　沈部长做完记录，说道：“去年《莎士比亚戏剧集》已经在我国出版了，但文化部与英国文化部门，现下还无直接交流，这个…。”

　　总理笑了笑说道：“我让外交部与英国驻华大使馆那边交流一下，我想英国人会非常愿意的。另外，西方国家一些过了著作权期的经典作品也可以考虑纳入出版之列。”

　　英国人当然愿意了，这可是一个很好的对中国进行意识形态入侵的机会，但任何事情总有两面性，对英国有利的同时，同样也对中国有利，而新中国自成立以来，西方文学绝大多数基本都在中国绝迹了，但也有例外，比如《莎士比亚剧集》就是其中之一。

　　新中国初期的意识形态管理确实严格，文学作品的研究强调阶级性和思想性，那些情情爱爱的作品，在如今的中国是‘小布尔乔亚’思想，是绝对不允许的，文学创作也主要集中在‘讴歌革命与劳动’，这是国家时代发展的需要。

　　然而，就如总理所说，中国现下面临的国际形势，确实是不同的，台湾解放之后，新中国除港澳外，完成了基本统一，加之中国已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国家不可能再继续与西方阵营全面对抗，这既不符合国家外部现状，更不符合国家利益。

　　新中国从未主动寻求与美英法西方阵营全面对抗，而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主动对中国实行封锁，导致中国被迫与其对抗，而新中国一直所寻求的，就是在斗争中与美西方实现关系缓和，显然中英的建交，使得对抗局面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突破口。

　　年度中央财经会议即将召开，而根据对外贸易部的数据，从过去一年来，中英双边贸易额达到8.6亿余美元，取得飞速发展。中国从英国进口5.5亿美元货物，而英国从中国进口3.1亿美元货物，但这一数据仍在增长之中。

　　总理略作思忖又说道：“也可以考虑出版一下美国的文学作品。”

　　此话一出，沈部长直接愣了，出版美国文学作品？这玩笑可是开大了，而看着他的表情，总理却是笑了笑，问道：“赛珍珠的《大地》你看过吧？”

　　沈部长迅速点头：“这是1938年诺贝尔文学奖作品，自然是看过的。”

　　“这个作品，总体上没有太大问题，我看很好啊，可以考虑引进。”总理伸指在空中点了点，又说道：“不过，要在中国出版这部作品，还是要与这位作家进行联系。”

　　沈部长并不清楚，总理为何突然要求出版美国作品，要知道中美两国因为朝鲜战争和意识形态对抗，导致至今也没有建交，这使得中国代表到联合国参会十分不方便，每次都要从欧洲绕一大圈。

　　其实总理这样做，本身就是一种筹划，中国并不想与两超之一的美国，一直关系交恶，而出版美国文学作品，就是在向美国释放一种善意，至于美国人会有何反应，相信不久就会有结果。

　　沈部长记完，搁下笔又说道：“总理，为执行中央‘去苏化’的指示，文化部计划将现有的苏联文学作品出版量从现有三成再降至一成，从1786种下降到500种左右，年出版量不超过350万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