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未来聊天群 第127节

第160章 国庆之际（二）

　　九月二十七日，新中国授衔仪式正式举行，‘十一大元帅’增加了粟裕，由于是主席和朱老总亲自站台，他的元帅军衔争议完全结束，但萧刻的‘大将’军衔却始终充满着争议，基于他历史上站位的问题，因此认为他的军衔评高了，但中央还是将‘大将’军衔也增加了一位。

　　本次军衔评定中，前国民党起义将领中有不少都获得了共和国开国军衔，其中：陶峙岳、陈明仁、董其武、孙立人为上将，孔从洲、曾泽生、韩练成为中将，少将那就多了，从原本的四位直接上升到了十一位，后增加的七人都是台湾战役前就联系起义的人士。

　　陈诚和周至柔因为是台湾解放战役进行之际才决定起义，因此他们没有获得共和国的军衔，但国家决定对其起义有功进行了表彰，获得‘起义功勋奖证’免除二人战犯身份，并成为了中央政协委员，其中周至柔因阻止老蒋逃跑有功，还被聘为新中国空军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

　　授衔仪式一结束，主席和书记们举行例会，讨论起了会见朝、越两国领导人的事务，会议中总理向主席和三位书记们通报了他会见阮文同和李相朝的情况。

　　总理说道：“两国有一个共同特点，都对我国现下的援助方式有所不满，他们认为认阵营兄弟国家应当守望相助，而不是斤斤计较，我向阮文同和李相朝认真的重申了中国的援助原则，认为经济援且和贸易合作才能使彼此间都受益，但他们显然对此颇有微词。”

　　主席抽着烟没有说话，倒是朱老总直爽道：“朝、越两国对援助方式不满，说直白些，他们就是想白拿，什么都不想付出，由中国一力承担对两国的无偿援助，这等于中国要白养几千万人口。这么人，中国哪里养得起嘛。”

　　少琦不知意味的笑了起来：“能白拿的为什么不白拿？苏联对朝鲜和越南的援助，基本就是白给的。就拿朝鲜来说，他们的煤和矿，苏联其实不缺，但朝鲜还是拿出一部分矿产到苏联易贸，这其中朝鲜仍旧是在白赚，但和中国就不同了。”

　　朝鲜和中国的经贸合作确实是不同的，双方成立的矿业公司，中国占股49%，朝鲜占51%，也即朝鲜开出来的矿，一半都免费给了中国，而朝鲜为了本国发展，又从中国获得无息贷款，但贷款是要还的，而朝鲜能拿出来的依旧是矿。

　　朝鲜剩下的51%股份中的多数都要拿来向中国抵债，如此一来，朝鲜开矿所获得的收益就很少了，至少在朝鲜偿清中国债务前，他们想要从矿上赚取更多利润是不现实的，正是基于这一点，朝鲜人觉得他们亏了。

　　实际情况却是，朝鲜的矿业开采的大部分设备、设施、技术是由中国出或从苏联等国买来的，这是中国的固定投资。这本是一个正常的投资合作，但朝鲜人不这样看，他们觉得这些矿完全可以百分百国产化，这样就能赚取更多的利润了。

　　总理则是感叹的说道：“正常的投资合作，在阵营内部都进行不下去，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来，不少阵营国家对于现代经济学的理解还是缺乏的。”

　　曼昆的经济学原理不仅对于总理，就是主席和老总几人都同样有了很大的冲击，他们知道了经济循环理论，知道了生产、销售、投资、外贸、金融之间的关系，所以在他们的认识中，这是一项正常的投资合作，彼此间都可以获益。

　　然而阵营国家里，显然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之外的经济学当成了妖魔鬼怪，他们不具备这种思维，甚至厘不清之间的关系。

　　还是拿朝鲜人的思维来举例，中国之所以从朝鲜大量进口煤，那是基于双方的投资合作才有的，中国本身并不缺煤，只是当前开采条件有限，而中朝矿业合作，中国能从中获益，这才大量从朝鲜采购。

　　这其中，朝鲜解决了就业问题，获得了51%的股份，他们赚不到什么钱，并不是煤矿不赚钱，而是欠了中国债务的原因，很显然朝鲜人将对中国的欠债和煤矿本身的利润结合到了一起，认为把矿全部掌握在手，这样就能早日还清中国债务，实现矿产赢利了。

　　现实当然不是如此，若朝鲜真的收回了中国手中的矿业股份，那么中国就不会再从朝鲜如此大规模的购煤了，中国会转向内部生产，这样成本会更低；并且中朝之间因为有矿业合作，这使得两国在贸易领域不断扩大。

　　短期看，朝鲜好像利益有所损失，但是当朝鲜的工业发展起来以后，朝鲜的商品就可以进入中国市场，这无疑会促进朝鲜国家的长期发展，可现下的朝鲜人并不具备这种思维，他们只看到了把现有资源全部掌控在手，就认为能拿到所有利润。

　　其实，有如此看法也不能怪朝鲜，因为曾经的中国也是这样看的，同样认为把一切都抓在手中，就可以实现国家利润最大化，人为的干涉经济的基本运行逻辑。

　　主席曾经就批评国有企业的商品价格太高，他认为国有企业不应当以追求利润为目的，而应当服务于国家和人民，这种观点当然无比正确，可他忽略了商品经济中的价值规律，而这自然也不是他的错误，而是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经济学就是如此理解的。

　　商品价格高，不一定就是制造端国有企业的错，关键还在于生产成本控制、物流和销售渠道等因素的影响。商品价格过低，整体生产链上各环节都不得不压缩生产成本，结果就是价格失真、生产条件/技术长期难以发展，国家收不到更多的税收，而工人的收入也难以增长。

　　纺织厂需要机器，纺织机是钢铁造的，国家钢铁不多，生产的机器成本自然就高了，而要把价格压下来，首先需要解决的钢铁产量的问题，而不是单纯的把布料价格压下来，过去采用的就是这一手段。

　　布料价格过低，棉花的价格就低，纺织厂工人和农民的收入都会减少，消费能力也会减少，国营纺织厂的投资成本收回时间就长，这就是无视价值规律所带来的直接影响，而这样的例子过去在整个国家都在发生着，现下仍旧在发生，只是情况好了许多。

　　由于国内，仍然存在不少私营纺织厂，虽说价格受到了国家控制，但他们与国营纺织厂之间还是形成了一定的竞争关系。私营厂与国营厂采用的都是同样的纺织机，同样的技术标准，生产同样的布料，但是私营企业的发展，就比国营厂要快上不少。

　　全国最大的私营纺织厂在常州，该企业过去几年中，从三百多纺织机，发展到了一千多台，员工四千余人，俨然的大型私营企业。他们在棉花、布料价格都受到国家严格控制的情况下，仍然发展壮大了起来，在生产效率和利润方面，更是直接和当地国纺厂打起了擂台。

　　上海还有一家叫作申明灯具厂的私营企业，解放前就在生产煤油、汽油灯，规模并不大，全厂不足百号人，而随着1950年大庆油田、胜利油田展开建设，这家企业也跟着发展了起来，截止到1954年，这家企业发展到了五千多号人，年产各类灯具一千余万只。

　　企业从灯具玻璃制造到五金件、灯芯制造全部独立制造，生产的灯具也是品种其全，从普通的家用煤油灯到功能与装饰性兼具的高级灯具都有，产品主力市场虽然仍在国内，但也走向了海外不发达国家和地区。

　　这些企业不仅带动了国家工业行业发展，而且还在慢慢的促进工业产业链和市场的发展，过去国营企业生产的设备，都是按计划来的，但是随着私营企业的发展，计划与需求之间的冲突已经出现了。

　　比如国营机床厂，根据上一年度的销售情况，制订下一年的生产计划，然而私营厂是不讲道理的，今年这家厂只买了两台机床，到了第二年，突然就要十台，这无疑对国营厂的发展造成了影响，而国家当前的政策，依旧是优先满足国营厂需要，私营厂陷入了扩张受限的状态。

　　这些事情中央当然已经知道了，但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国家要发展工业，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那么支持国营工业的发展，就是不得不进行举措，所以私营厂现下是被压制的一方，而现下这种局势，仍然不能调整，这是国家工业和经济建设的战略需求。

　　谈到合作的问题，总理向主席汇报了一个情况，说道：“0号组在查找赫鲁晓夫访华参加新中国五周年庆的信息时，发现了赫鲁晓夫这一次来，不仅增中了援助项目和技术升级，还把中苏合营的股份部分还了回来。”

　　主席瞬间就意识到了问题，他说道：“这么说来，我们在朝鲜的投资占股也要还回去了。”

　　“这确实是一个问题啊。”总理说道：“取消了中苏合营，还回股份，我们在朝鲜也有这样的投资，要不要也还回去呢？”

　　从经贸合作的角度，是没有还回去的道理的，但苏联这么一搞，也确实把中国给吊了起来，还将原本的正常投资合作，变成了阵营内部的政治议题，若中国仍旧一直占着朝鲜的股份，必然会引得朝鲜的不满，而且朝、越两国的投资合作也将很难再维持下去。

　　主席问道：“我们在朝鲜的投资成本赚回了多少？”

　　总理想了想回道：“这几年一直在扩大生产规模，还从苏联等东欧国家引进了矿山开采设施、设备，总投资已达一千七百万人民币，实际成本收回四百万人民币。大约还需要五年，能把所有成本全部收回。”

　　主席当即说道：“这要是都还回去，那我们就亏大了。”主席思索着说道：“但是不把股份降下来肯定是不行的，我国现在还没有实行市场或商品经济行为，因此我看可以把股份降一点下来，降到30%是合适的。”

　　陈芸说道：“这样一来，投资成本收回的时间就长了，可能需要八到十年。”

　　主席无奈的摇起头来：“那能有什么办法？总不能苏联人都主动把股份还给了中国，退出了经营权，而我国还无动于衷吧，要真这样做，社会主义阵营里又要如何说？”

　　总理则说道：“如果把朝鲜的股份降下来，那我国与苏联、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共同合营的‘非常可乐’饮料厂的股份又要如何算？所以，我的看法，既然是投资，那就按投资来。”

　　“并且从长期看，一旦开了这个头，将来我国到国外投资，股份就会被限制，而现在惯例，除个别国家规定不超过30%外，大部分都是协商比例，中国以设备技术占股49%，是一个很合理的股份比例，我认为不应当再调整。”

　　中朝矿业合营的合同是30年，由双方共同经营企业，按现下阵营中的权重划分，各占五成管理权，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这种合作更多是政治背书，而不是未来的正常经济投资活动。

　　就以可可托海3号矿为例，截止到1950年时，中国在该矿只有几十人，一不懂技术，二不懂管理，整个矿业开采完全由苏联人说了算，而这几年来，苏联人不断的教导中国人，到了如今，双方权重也就变成了五五开，但实际管理活动中，苏联人仍是主要决策者。

　　1954年赫鲁晓夫来到中国，不仅拖来了一节火车厢的礼物，其中最为贵重的就是一块重达一吨由纯金制造的国徽，而且还把斯大林时期给中国的落后工业援助全部推翻，苏联的高科技大门对中国打开。除此之外，就是苏联从中国撤出了所有股份，中苏合营就此结束。

　　总理的话说完，主席没有作声，他也在思考，而陈芸显然赞同总理的观点，他说道：“中苏合营与中朝合营的情况是不同的。苏联人在东北和西北等地的合营，实则是过去强占了中国的财产，而新中国成立后，面对同是社会阵营的新中国，他们才交还了五成股份。”

　　“至于中朝合营，则是由中国与朝鲜共同投资，这是双方进行的正常且平等的投资活动，如果我们降了股份，那么其他国家也就有理由，要求中国同样把股份降下来。”

　　陈芸说道：“就我对世界范围各国海外投资的情况了解，一般投资都由投资方百分百控股，重大投资则是双方各自出钱出力，而中朝矿业合作，就是中国对朝鲜的重大投资行为，其虽具有政治性，但更是经济投资活动，应当遵守国际投资活动的惯例。”

　　总理和陈芸是从投资的方面考虑，而主席考虑的则是政治性的问题，其实双方的表述都没有问题，只是在当下这个政治高于一切的时代，中国实则无法避免政治对投资的影响，而这也是主席认为要调整股份比例的原因。这一情形阵营中和阵营外都无法避免。

　　“少琦和老总是什么意见？”主席问道。

　　少琦说道：“经贸合作的原则要考虑，政治的问题也要考虑，我看调整还是进行的，这也是为了维护与朝鲜关系的需要。”

　　老总则说道：“我与少琦的观点一致，股份可以适当退让一部分，但降到30%，实在太多了。”

　　“那就降十个点吧，降到39%，各位同志觉得如何？”主席说道。

　　陈芸则说道：“我同意主席的观点，但不要一下子降下来，可以先向朝鲜提出降到42%或者45%，朝鲜同志一定还会希望我们降得更多，而最终我国再退让一点，降到39%，这样朝鲜同志会觉得他们赢了。”

　　主席笑道：“这是斗智啊，我看可行。”

　　总理依旧说道：“这是一次特例，而不应成为惯例，今后与越南或其他国家的合作，还是要按原则来。”

　　主席收敛笑容，向总理说道：“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对策，现在与朝鲜及接下来同越南的投资合作，我国退让一部分股份，这是为了维护阵营团结需要，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也是为了在阵营中为中国争取更多利益，所以我认同总理的看法，这是一个特例。”

　　政治上最忌讳的就是教条，如今中东、非洲国家为何反美反西方？就是因为美西方国家占据了他们国家的大多或全部利益，就以沙特阿美石油为例，美国人的股份占到了70%，这还是沙特争取后的结果，在此前是100%。

　　阿拉伯人最终毛了，他们要收回全部股份，美国人当然不愿意，双方拉据了几年，最终美国人把股份退让提高到了40%，然而阿拉伯人依旧不同意，整个中东国家一度反美流行就是这么来的，而最终沙特把石油公司股份全部收了回去。

　　所以，赫鲁晓夫要把中苏合营中的股份全部免费还给中国，而中国对朝鲜和越南的合作中，就不能不有所表示，否则就是吃相太难看，因此不能用21世纪的思维来衡量当下。

　　在如今这个冷战对抗激烈的格局下，‘正常’本就是世界各国追求的目标，但现在的世界是不正常的，这是一个无法忽视的现实。

第161章 国庆之际（三）

　　金秋时节，秋高气爽，万里碧空，天空中一架伊尔14映着太阳，周身散发着熠熠光辉朝着机场降落而下。机场之上万众仰目，显然已经做好了欢呼迎接的准备，不过当飞机降落以后，欢迎群众却并没有欢呼，而是依旧在安静的等待着。

　　伊尔14的机舱门打开，总理抬眼望去，随即向身旁的少琦轻声说道：“果然不是赫鲁晓夫的专机，下来的是克格勃主管谢洛夫。”

　　赫鲁晓夫这次访华，可谓是排场十足，他带领着布尔加宁、米高扬等七十多名苏共高官访华，其中仅飞机就十二架，其中六架为官员专机，剩余六架为安保、生活等团队人员的乘坐，仅吉斯防弹装甲车就运来了三辆，另有一架备用机更是提前就来到了中国。

　　伊尔14下来的谢洛夫，他原以为中国人会欢呼，趁机耍一把中国人，显摆苏联的大国实力，然而他看到的却是一片安静，这让他有些诧异，要知道通报给中国的原计划是，下来的第一架飞机就是赫鲁晓夫专机，是他临时进行了修改，这是绝密，中国人是如何知道的？

　　一切都来不及多想，谢洛夫下机之后，随即向中国通报了情况，赫鲁晓夫的夫专机在后面，要等几分钟才能降下来，说这是为了安全考虑，而主席却是十分大度的笑了笑，告诉他没关系，可以理解。

　　天空中一架崭新的伊尔14破空而来，不过依旧没有降落，而是在机场上空转了一个好大的弯，绕了大半圈，这才开始了降落，而当总理看到这架伊尔14时，立即就通知地面山呼欢迎。

　　赫鲁晓夫看着地面如海潮一般挥动双臂的人群，他的心情是极好的，要知道这一次他能来访问中国，也是在苏共中央进行了一场斗智斗勇的过程。

　　新中国五周年国庆，确实邀请了赫鲁晓夫，不过一开始，苏联的安排是派米高扬来，他们认为这已经足够了，不过当情况上报到赫鲁晓夫手中批示时，他却改了主意，决定亲自到中国来。

　　这当然不是因为赫鲁晓夫突生对中国的好感，而是苏联内部的权力斗争来到了关键时刻，赫鲁晓夫与马林科夫的斗争已是白热化阶段。

　　早在一九五三年，斯大林离世后的第九日，当时的马林科夫受到贝利亚的挤兑，于是决定辞去已经弱化了的党的第一书记职务，交将其交给了赫鲁晓夫，而也正是他的这一举措，为接下来的斗争埋下了炸弹。

　　晚年的斯大林，意识到权力过于集中并不好，所以他要把第一书记废除掉，不过受到了党内的一致反对，他被迫保留了这一职务，但增加了主席团的力量，同时为了决策集中，又搞了一个中央五人执行团。

　　三月，斯大林逝世；六月贝利亚被马林科夫、赫鲁晓夫联合朱可夫直接干掉，权力来到了马林科夫手中，那时的马林科夫认为自己已经成为了斯大林意志的延续者，苏共中央权力的掌控者，然而他万万没想到，事情远远没有他想的那样简单。

　　苏共高层为了权力展开了斗争，而增补为新的五人团成员之一的莫洛托夫，一开始也认为自己能重新掌握权力了，然而他很快发现，包括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再内的所有人都防着他，而之所以让他加入五人团，完全是为了借用他的名头，稳定苏联大局的需要。

　　五人团中，贝利亚被灭，莫洛托夫被架空，布尔加宁对于核心权力没有兴趣，苏联最高权力的实际竞争者，只剩下了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

　　此时的马林科夫还没有意识到，随着斯大林的离去，苏联从上到下官员的心态全变了，他仍然坚定的主张延续斯大林时期的计划经济政策，继续搞个人崇拜，这无疑不符合苏共中央及苏联各级干部的利益，于是一场站队开始了。

　　赫鲁晓夫一边支持开启苏联新政策，包括反对个人崇拜，改革农业，改革经济体制等一系列主张；一边又把在扳倒贝利亚过程中支持的莫洛托夫给边缘化；这使得他获得了大批支持者。另一方的马林科夫依旧在主张继续斯大林路线，双方斗争如火如荼。

　　仅仅三个月的时间，马林科夫在与赫鲁晓夫的斗争中越来越落于下风，但赫鲁晓夫要想把他干下台却是很难，因为马林科夫的支持者同样不弱，而赫鲁晓夫为了展现自己的权力及在阵营和世界上的影响力，表明自己是苏联的实际领导人，他需要一个巨大的秀场。

　　无疑，同阵营中的中国就是他最好的秀场。时下的中国刚刚打赢了朝鲜战争，又成为了五常国家之一，在联合国和世界上有着广泛的影响力，因此无论是从政治作物的角度，还是政治需要的角度，他认为都需要来一趟中国并获得中国对他的支持。

　　赫鲁晓夫为了拉拢中国，取得中国对他个人及苏联的支持，确实是下了血本的，他在来中国前，苏共高层里就有不少人有意见，认为他没必要亲身前往中国，只因过去都是中国到苏联拜访的，认为他打破这种惯例不好。

　　但赫鲁晓夫却不这样看，他认为在亚洲及世界上，中国的影响力是不能忽视的，特别是在亚洲问题上，如果没有中国的支持，那么苏联就什么事也搞不好，而苏联也需要中国支持，来巩固国家在阵营和世界上的地位，所以中国他是非去不可。

　　苏共中央说不过他，只好同意了他前往中国，然而此时的赫鲁晓夫又放了一个大招，他要对中国进行全面援助，从过去的15项重点工业援助，提高到156项，若包括中国从苏联引进其它项目，中苏援助及共建项目总计将达到207项。

　　如此大规模的全面工业援助，受到了苏共高层的激烈反对，特别是伏罗希洛夫，他坚决不同意在援助中国的方案上签字，而赫鲁晓夫则直接找到他，问他为什么反对，伏罗希洛夫则认为，苏联没有力量承担中国的这项事业。

　　赫鲁晓夫当场无比强硬的告诉伏罗希洛夫：‘如果不给社会主义中国的工业化施以援助，那么苏联的一个高级代表团到北京去，同毛会谈，就是没有意义的。’他的强硬，迫使伏罗希洛夫退让，最终不情不愿的签了字。

　　主席得知苏联要给中国全面工业援助，还有那一吨的纯金国徽国礼之时，他就一针见血的指出，说赫鲁晓夫是来‘行贿’的，但对于此时中国自然也乐见其成。

　　要知道，斯大林时期，中国与苏联确实从41项工业援助，谈到了91项，但重点工业援助只有15项，其它项目，要么是中国全资从苏联引进，要么就是以适当价格获取，而且这些援助不成体系，倒不是此时的中国不知道工业体系，而是当时斯大林防着中国一手。

　　在斯大林的思想里，中国是一个潜在的威胁对象，所以他并不希望中国成为一个工业化国家，但苏联又无法无视中国的存在及价值，所以当中国提出请求援助之时，他无法直接拒绝，不过却在援助上做手脚。

　　苏联的重点工业、关键工业、科技工业，在斯大林时期基本不对中国进行援助，因此在罗布泊钾盐矿、云南/湖北磷肥矿的建设方面，都是中国全资从苏联引进的，国家为此花了极大的代价，而石化工业的援助，完全是当时朝鲜战争的实际需求迫使斯大林同意了。

　　如今的新中国，苏联援建的91个项目，有些已经建成，而大多数仍在开工之中，但这些项目总体的技术水平并不高，有些甚至是落后的，对此中国和苏联都心知肚明，而对于中国这样的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来说，有工业比没有强，所以苏联给什么中国不会拒绝。

　　赫鲁晓夫显然就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这次来北京，其给中国的工业援建，全是重点项目，而且是成工业体系的打包式援助，过去援建的落后工厂及生产技术也会在这轮援助中进行更新，其中还包括苏联对中国的科技援助，这个份量可是不小的。

　　苏联有苏联的战略，美国人在亚洲搞共产主义遏制，而亚洲能对抗美国的只有中国，所以苏联需要提高中国的实力，那么对中国进行工业和科技援助就是最好的方式，而这一方面，不只苏联在做，美国也同样在对阵营国家进行工业援助。

　　朝鲜战争结束以后，美国就对南朝鲜开启了全面援助，大笔美金不要钱一样往南朝鲜投，工业更是成套的往那里搬，而这也是苏联为何同样疯狂开启对北朝鲜援助的重要原因，这是苏联为了平衡东北亚半岛局势的需要。

　　但在东南亚方向，英美等西方核心势力圈，苏联就得依靠中国来摆平，按照斯大林当时的思路，中国不需要太强，只要能应付美西方就行，但赫鲁晓夫调整了这一战略，他认为亚洲需要一个强大的中国用以制衡西方阵营。

　　不同的思路，自然就带来了不同的结果，所以赫鲁晓夫对华进行全面工业援助，其中包含的苏联亚洲战略因素，个人因素等交织在一起，并非单纯的赫鲁晓夫出于个人利益需求来拉拢中国。

　　机场之上，赫鲁晓夫步下舷梯，主席主动迈步向前，彼此两双大手紧紧的握在了一起，主席满面春风的欢迎道：“热烈欢迎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同志率团访问中国！”

　　赫鲁晓夫同样精神焕发，他握着主席的手使劲的摇，笑着回道：“感谢主席同志亲自前来迎接。苏中两国是牢不可破的同盟，我是带着苏联人民的情谊而来的。”

　　主席听完翻译，哈哈大笑道：“我也是带着中国人民的热忱，热烈欢迎您的到来，中国人民热情欢迎并盼望着您来中国访问呐！”

　　主席的亲切与热情，顿时影响到了赫鲁晓夫，他立即一改官方式的话语，将头一歪，趣言道：“主席同志，显然我已经感受到了中国人民的热情，看来苏联人民和中国人民的友谊同样是牢不可破的。”

　　主席认真的点头笑答着：“此情此景，就是中苏牢不可破同盟的最好见证。”

　　正式访问流程开启，双方互相介绍随行人员，中方除主席外，老总、少琦、总理全部到场，而苏方布尔加宁、米高扬等声名赫赫之人也都来了，双方的会面是亲切而热烈的，就如同时下的中苏关系一样亲密无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