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未来聊天群 第110节
从一开始的呼吁与批评,发展到12月份的批判,新中国的上海、江苏、天津三大纺织工业基地,地方政府自然站在国营企业一边,他们没有平息双方的争端,反而加入了争端,动用国家政治力量开始对私营纺织工业进行批判与打压。
12月中旬,天津日报就发表了一篇名为《纺织业资产阶级反攻倒算》的文章,章批判私营企业恶意销售,通过虚开价格票据,把原本‘七毛五’的出厂价,私下降到了‘七毛三’,多出的钱退回给私营批发商,而开的票据却依旧是‘七毛五’,说他们宣扬资本主义自由竞争。
而私营印染厂更是为了扩大销售,违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印制资本主义的花色,印出的布料花枝招展,公然挑战社会主义‘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朴素作风,公然宣传资本主义奢侈享乐之风、宣传资本主义审美等等,诸如此类的批判不一而足。
随即上海、山东、江苏、广东等各地都出现了类似的批判,一些地方干部对私营纺织业冷眉以对,刻意刁难,原本国营包销,现在以产品有瑕疵、不合格为由拒收,原本由国营供应的纱锭,国营厂也以国营生产不足不由掐生产资料供应,包括地方政府调配的棉花也一样。
私营纺织企业经营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打击,部分工厂经营受阻,还有一些企业主更是被拉到台上进行公开批判,还有一些地方更是趁此大批判之机,强行进行公私合营,不少私营工厂迫于压力,最终选择了合营。
时至1954年1月,全国纺织工业中国营、公私合营占比已达68%,私营企业占比下降到了32%,然而这一切并没有结束,全国针对私营纺织工业的资产阶级批判反而越来越猛烈了。
这一日,纺织工业部蒋部长来到西花厅,向总理汇报了全国纺织业当前的情况,他对总理汇报道:“纺织工业占比中,国营已达到68.7%,私营占比31.3%,而私营销售占比,由去年的58.8%,下降到了十二月份的35.4%,目前仍在持续下降。”
“不少私营纺织类企业,因为遭到批判和刻意针对,导致经营受阻,据地方上报的情况看,一些私营企业陷入停工或半停工状态。年关将近,如果不把这个问题解决好,春节期间的布料供应将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总理蹙眉翻了翻报告,显然这份报告他早就看过了,只见他放下报告,停顿了好一会,说道:“棉花、纱锭、染料都是由国家控制与调配,国营和公私合营企业执行的也是内部调拨价,没有流通税,生产成本与价格也比私营低,就这样还是搞不过私营企业,现在又搞这么些名堂。”
讲到这里,总理吁了一口气,颇为生气的说道:“这是商业问题,不是政治问题,搞不过人家,就拿政治来打压,这算怎么回事。”
蒋部长是从国民党那边过来的,所以他不属于我党根正苗红的干部,所以面对总理所说,他没有接话,不过他在内心里是认可总理观点的,于是说道:“纺织工业部就这一问题开了一个会,准备这两日就组织工作组到地方实际了解情况,我亲自去。”
总理点了点头:“这样也好。我看这里面涉及到工业生产和物价控制的问题,你们一个部门了解是不够的,我看这样,由纺织工业部牵头并中央商业部组成一个调研组,到地方上去开展一个调研。”
“好,就按总理的指示办。”蒋部长说道。
总理接着说道:“你下去后,把那里搞过火的要纠正过来,要恢复各私营企业的正常生产,至于具体的对策,等你们调研回来后再讨论。”
蒋部长的动作是迅速的,总理批准了成立调研组,第二日蒋部长就亲自带队出发前往天津,展开了首站调研。
天津的国营纺织厂,蒋部长看到的是一片繁忙,生产处于饱和状态,国营生产稳定了国内的棉布供应,过去纱锭和棉布的积压的问题都得到了解决,而私营工厂却是不同景象,生产经营陷入了困顿。
天津恒源纱厂董事长边守静,这两个月的日子有些不好过,地方政府说他破坏国营纺织工业,同行的国营工厂也挤兑恒源厂,导致棉花供应时断时续,之前说好的包销,也屡屡以产品不合格、保障国营纱锭生产为由降低了采购,工厂实际已经陷入半停工的状态。
与此同时,工人也在闹,工人们一边要求保障收入,一边又批判他这个资本家,破坏国家纺织工业建设,他就这样被夹在中间,里外不是人。上个月,他跑到天津市政府,向政府提出,自愿公私合营,然而市政府却以不满足合营条件为由拒绝了,这下他是真的无计可施了。
作为天津知名私营纺纱厂,蒋部长的私营调研第一站就来了这里,边守静向部长反映了实际情况,他说:“我没有破坏国家纺织工业建设,纱锭的价格都是按国家定的,棉花的供应价格也是国家定的,棉花也由国家提供,而纱锭提供给国家时,还要交流通税,厂子的利润很薄。”
蒋部长看着车间里开了不到一半的机器,问道:“你们经营遇到了哪些困难?”
“一是,棉花供应不足。”边守静回道:“以前政府的棉花调配还是很充足的,所以厂子二十四小时都在开,但这两个月,棉花供应得越来越少,我向政府反映了多次,上级说棉花要优先供应国营和公私合营企业。”
“二是销售,过去由政府包销,现在我们交过去的纱锭,国营厂要么说优先采购国营和公私合营工厂的,要么就说纱锭质量有问题。”
边守静说道:“现在厂子里积压了许多纱锭,货款收不回来,借款又要还,开工又不足,工人也在闹。为了解决纱锭积压的问题,上个月我派人到了南方,联系了几家私营织布厂,他们一口答应了采购我们的货。”
蒋部长说道:“这不是好事嘛,怎么纱锭还积压到了现在。”
边守静一脸的为难:“货要运出去啊,我向政府打报告,请求能够帮忙运货,但铁运、汽运、海运都需要政府开条子,我跑到这些地方申请,他们说要政府批准,我又跑到政府,但不给开,说我们的行为是资产阶级相勾结,破坏国家纺织工业建设。”
“上个月,我又跑到市政府,自愿公私合营,政府又不同意,说根据中央政策,地方要保留一部分满足条件的私营工商业,而恒源纱厂刚好符合这个条件,所以不给公私合营。”
蒋部长问向一旁,天津地方工业部门的陪同干部:“地方政府是什么看法?”
干部瞪了边守静一眼,回道:“国家工业发展形式一片大好,根据过渡时期总路线、总方针的纲领要求,市政府优先发展国营企业。不是我们不给像恒源厂这样的私营企业调配物资、包销售,而是要优先保障国营企业的生产经营。”
“自十月份以来,国营纺织企业的订单已经很满了,且对棉花、纺织染料等的需求都很大,因而给予私营企业的相对就少了。”
他看向边守静,沉声问道:“这段时间,我们有没有给你们分配棉花?有没有采购你们的纱锭?!”
“有有有。”边守静连忙答道。
干部转过脸,再次向蒋部长说道:“以前对恒源厂的纱锭是包销的,但是现在国营和公私合营企业生产都上来了,要保证这些企业的生产,所以对私营纱厂的包销,确实是受到了一些影响,因此天津地方工业部调整了下,采用配额销售的方式,我们每个月都会向恒源厂订货。”
“是不是这样?!”干部又问向边守静。
“是是是。”边守静回道:“确实每个月都有一批棉花交到恒源厂,纱锭也会采购,只是之前说好的包销,现在…。我赞同国家的政策,政府现下对私营企业实行配额销售,我们也接受,但请政府也能允许我们把货销到全国其他地方。”
“政府又没有干涉你们私营工商业之间的经营,只是国家运力有限。你知道全国物资周转运输,需要多少车辆吗?国家都不够用,哪里还顾得上那么多!”干部说得义正言辞。
蒋部长问向边守静:“如果同意你们把纱锭运到南方,这些货能不能销售掉?”
“能啊!”边守静眼神一亮,他急切的说道:“我们厂联系了南方的上海、江苏常州、无锡、苏州、徐州的私营工厂,他们现在急缺纱锭,我们厂子里积压的这些货根本不愁销路,现在最主要的是能把货运过去。”
蒋部长点了点头,接着侧过身又问向天津地方的干部:“货物运票的问题,天津市政府的运输部门能不能解决?如果不能,我回京后到交通运输部问一问。”
干部大惊失色,连忙说道:“那个,虽然现在天津的运力确有些困难,但我想运输部门是能够克服的。”
蒋部长再次将头一点:“好,那要辛苦你们了,这个事情,我看可以早点解决。”
“关于私营纺织业棉花和染料供应比例的问题。”蒋部长说道:“中央纺织工业部原有政策并没有调整,包括包销的政策也没有调整,具体情况,我会与河北省委的林铁书记讨论,也希望你们天津市尽快恢复原有政策。”
天津这边总体还好,毕竟大多数有规模的纺织业工厂,如北洋、华新、华北、裕大、宝成等工厂都已经实行了公私合营或直接国有化,比如裕大和宝成,就组成了天津第三棉纺织厂,这家企业也是目前河北最大的国营纺织厂。
火车南下,刚好经过保定,蒋部长便在这里下了车,他向林铁书记了解河北省内纺织工业当前出现的情况。
省委省政府里,林书记说道:“这些事情吵吵闹闹两个多月了,但一直没有定论,确实对我省的纺织工业生产和发展造成了一定影响。”
“就林书记看,当前问题主要集中在哪里?”蒋部长问道。
林书记略作沉吟,便直言不讳的说道:“还是定性问题。根据过渡时期总路线‘两个阶段’的政策,私营企业最终都是要被消灭的,但现阶段,国家又允许私营企业发展,这就造成了一些矛盾。”
“首先是思想上的矛盾。”林书记说道:“私营企业从根本上来讲,是资本主义企业,这与我国实行的社会主义根本制度不符,所以无论是干部还是群众,对于私营企业和民族资产阶级都带有反对,甚至是仇恨心理,国家现下允许他们存在,还鼓励他们发展,这就造成了思想上的混乱,从而出现了思想矛盾。”
“我们到底是要消灭资本主义工商业,还是要按中央政策进行鼓励?如果是前者,那就好办了,一力按照过渡时期总路线方针,给予公私合营就可以了。可是中央又要保留一部分资本主义工商业,还要行鼓励,这样一来,无论是从思想上,还是具体操作上都有一些问题。”
林书记继续讲道:“其次就是具体政策施行上,中央要求划拨一定比例配给给予民族资产阶级工商业,但这个比例究竟是多少?给多了,就是在支持资本主义,不给又不符合中央政策,地方上就很难办。”
“就以河北省的纺织工业为例,公私合营前,河北省的纺织主要在资本家手上,现在我省的国营和合营比例已近七成,为建立地方国有经济体制,保证国营和公私合营的生产,自然就排在第一位,这就造成了,一些地方少给或不给私营纺织厂棉花或纱锭的情况发生。”
“包销的问题也是一样,以前只能依赖私营纺织类工厂,现在全省多数都国营或公私合营了,其生产已基本能够满足市场供货,因而再来包销私营纺织厂的生产,这就是在损害国营生产,所以无论是思想上,还是实际企业利益上,都是接受不了再继续包销。”
蒋部长心中不仅感慨,到地方上调研是无比正确的决定,真是不下来不一知道,一来调研才明白,事情远不是在京里看到的那样,表面上看,它是国营与私营之间的矛盾,实则从思想到政策再到不同体制之间,都存在着问题。
想了想,蒋部长问道:“林书记,还是以纺织工业为例,如果实行国营与私营,各自之间的自主经营,也就是双方互不干涉,各自发展,就你看来,有没有可能解决这个矛盾。”
“蒋部长是说,把生产资料分配权同时向国营和私营开放?”林书记问道。
蒋部长说道:“生产资料的分配权还在国家手中,但是增大对私营企业的分配,或者干脆不再设比例分成,实行公平分配,只要私营企业能够生产得了,他们能生产多少,国家就分配多少材料。”
林书记直接摇起头来,说道:“蒋部长,如果按你这个设想,国营企业的发展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我国现在的公私合营才进行不到一年,国有经济体制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这个时候向私营开放生产资料公平分配,会直接冲击国营工业的发展,从而影响国有经济体制的建立。”
这是核心问题,蒋部长一时间也找不到好的办法,不过他觉得这一趟与林书记的会谈,真是收获颇丰。结果会谈以后,他继续乘火车南下,三日之后来便到了上海。蒋部长同样先走进了国营工厂,看到景象与天津一模一样,生产一片火热。
作为现下全国最大的纺织城市,上海的纺织工业发展最具代表性,同时这里的私营纺织工厂也最多,而由于对于私营纺织工业的政治打压也最为严重,私营工厂遇到的问题也与天津那里差不多。
地方上掐私营纺织厂的棉花、纱锭、染料供给,导致二十多家工厂直接停工,市政府借机实行了一波公私合营或直接国有,全市纺织业公私合营比例已达六成半,剩下的一些工厂虽未被合营,但是经营也已受到了严重影响。
苏州河畔,有一座叫安兴的纺织厂,老板叫危应绵,这家工厂有几十台梭机,工人两百来号,蒋部长来到这里时,机器依旧在轰鸣,只是全厂三分之二的机器都停在了那里。
危老板痛苦的向蒋部长反映道:“没有纱线,机器根本开不起来,外面欠的货款不知道怎么办,现在银行也不给我们贷款了,还在催债,说是再不还贷款,就要查封厂子了。”
“同行纱锭厂供不了货了吗?”蒋部长问道。
危老板叹息道:“哪里还有货啊,私营纱厂跟我们厂一样,他们是搞不到棉花,我们是搞不到纱锭。现在纱锭主要都是国营厂在生产,可是他们又不愿给我们这些私营厂供货,我们许多私营厂子联合起来,愿意提高价格向国营厂求购,上面都不卖。”
而后危老板向蒋部长讲了一个情况,他说道:“一些纱锭厂实在没法子,老板便到农村,私下高价从农户手中收集留存的棉花,结果棉花没收到多少,人还被抓了,要坐牢的。我现在是真的没有一点办法了,如果这个月,机器还开不起来,厂子就只能抵押给银行了。”
“外面欠了很多债吗?”
“是的,采购私营和国营厂纱锭货款欠了七万多,之前增加了五台机器又借了银行十二万,卖出去的布料货款一时间又收不回来,即便都收回来了,也是资不抵债,还差了一大截。”危老板丧气道:“早知道,我就不该盲目扩充机器,真是猪油焖了心。”
蒋部长则是说道:“你们厂子扩充产能是好事情,是在为国家纺织工业发展做贡献,现在遇到了困难,国家也在想办法,再等一等,总会有办法的。”
危老板向蒋部长请求道:“我们不需要国家给多好的条件,只要能把纱锭卖给我们就行了,如果实在不行,国家同意我们厂子公私合营也成。”
“当私营老板不好吗?公私合营之后,你是要退出营的。”蒋部长试探着问道。
危老板顿时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似的:“不干了,不干了,还是公私合营好,坐着拿股息分红,自己搞太累了。”
现有的公私合营政策,原老板及股东经营人全部退出,由国家派干部或指定人员来接手经营,而之前的经营人,如果企业资不抵债的,则直接国有,仍能正常经营的,则拿股份分红和利息,确实是躺着赚钱,一直到三大改造完成,全面国有后,股份不再分红,而是转成了定息。
1966年,定息被取消,原股东不再参与国有企业的任何形势分红、分息,包括其股份也一并结束,实现了完全的国有化。
从天津到上海再到江苏,私营纺织业遇到的问题,几乎没有太大的区别,当下全国三大纺织业基地,私营纺织工业受到了严重打击,纺织厂老板们,基本都没有了继续经营下去的信心,一些老板更是在到处求合营,或者求着人把厂子买了。
然而当下这个情况,谁会兼并工厂啊,自己的厂子都还一笔掉糟。好在地方上出现的情况,通过蒋部长和中央商业部的联合调研,已经形成了一封报告,半个多月后,但这封报告出现在主席的案头,主席很快就意识到,这不只是纺织工业的问题,而是国有与私营体制之间的问题,更是思想的问题。
第141章 调整
“就对我国当前纺织业最为集中的天津、上海、常州、苏州、杭州、南通、青岛七地的调研来看,全国纺织业公私合营取得了丰硕成果,最少的南通合营纺织行业工厂都已有五成,其余各地均超过六成。”丰泽园里,应召而来的纺织工业部蒋部长向主席和总理作起了汇报。
他说道:“国营和公私合营企业从十一月起,就开始了满负荷生产,有力的保障了全国棉布的供应,之前纱锭和棉花积压的问题,基本得到了解决。”
“截止调研时,国营及公私合营纺织工业总数占比已达68%,比十二月份前增长了8个点,国营纺织业生产已占全国总产量的77.4%,私营生产占22.6%。”
总理说道:“统计局把春节期间的全国棉布销量统计了出来,今年春节期间的棉布销量很好,相较于往年,销售增长达四成,全国主要城市的棉布供应基本充足,但其它地区的棉布供应仍较为紧俏。这其中是主要的问题,就是占32%的私营企业的生产没能全部发挥出来。”
主席吸着烟朝蒋部长说道:“我看了你们的报告,32%的私营纺织工厂生产只占到总生产的22%余,而这些私营工厂中,有近二成完全停产,四成半停产,其余的勉强维持基本生产,但机器开工率也不足三分三之二,也就是说,几乎没有几家工厂能够正常生产的。”
蒋部长无奈的点起头来,回道:“是的,主席。十一月份时,这些私营工厂全国总产量的占比仍有48%,刨除公私合营的部分,这两个月的产量下降得还是很厉害。”
纺织工业部与中央商业部的联合调研报告,分成了两个部分,前者调研的是纺织工业的情况,而后者则是调研生产资料的供应及物价情况。
从报告中就可以看出,37%的私营纺织工厂,只生产了全国二成的棉布,这个数据是很不寻常的,要知道不少私营纺织工厂的规模并不小,就以常州的恒源畅织染为例,拥有织机192台,染布车间一座,员工五百余人,然而其开工率不足半数。
面对经营困境,企业老板最终向政府请求公私合营,并获得了批准,成为了常州第五纺织厂,企业在政府接管后,纱锭、染料的问题立马就得到了解决,企业生产迅速得到了恢复,但不是每家厂都这么幸运,像裕民、公信等仍为私营的厂子,就只能望‘棉’兴叹了。
今年棉花大丰收,国家根本不缺棉,可私营企业发展着就形成了与国营企业竞争的局面,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私营发展得快,抢了国营的生意,引得国营不满。
另一方面,根据过渡时期路线方针的要求,国家推行的是‘全面国有化’,也即在‘两个阶段’后要彻底消灭私营工商业,这本是一个应对苏联的无奈‘政策’,但国家是这样要求的,干部自然就这样信了,他们也会这要办。
全国公私合营一开始时,各地的合营动作还是比较理性的,但随着‘竞争’局面的出现,其实到了53年时,不仅是纺织工业,其它行业也一样,合营速度明显加快,全国机械行业的合营已经达到了五成余,而纺织作为全国重点行业之一,它的速度更快,已经超过六成了。
如果将过去四年的公私合营扣除掉,过去一年里,全国合营增长率达42.3%,也即这一年的合营比过去四年翻了近一番,按这个速度,已经不需要等到56年,54年即可完成八成以上合营,1956年,全国各行业将全面国有化。
上述数据还是全国平均后的情况,事实上在一些行业或许多地区,国有或合营的比例已超过了八成,在一些工业较为薄弱的地区已达到九成。然而,这根本不是国家想要的,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中央几年来的谋划就全白废了。
主席思考着说道:“造成这个情况的根本原因,还是出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方针、纲领上,但要把这个问题解决掉,就要把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进行彻底修改,问题是能不能修改呢?我看是不能的。”
过渡时期总路线是在斯大林的‘指示’下完成的,并且获得了苏联‘批准’,中国在明面上要向苏联表示,中国坚决走‘苏联模式’,这既是过去‘一边倒’的国家外交需求,也是全国工业化奠基的需要。
现下的中国不得不仰苏联鼻息,这是无可争变的事实,民族主义的情感,强硬的姿态,片面的追求独立自主,并不能让中国实现工业化,一句话说回来,就是没有实力的喊叫没有任何意义,只会给国家的建设带来不利局面。
中国要完成工业化,就必须走‘苏联模式’,否则苏联不可能援助中国,相反的,可能连驻守在中国的32集团军二十多万人都不会撤走,旅顺也不会这么快归还,而当下一五计划刚开展,苏联正对中国进行全面工业、经济、制度援建,因此‘苏联模式’绝无可能取消。
现下的新中国,一面要走‘苏联模式’,一边又要避免‘苏联模式’存在的问题,这二者本身就是矛盾的,加之朝鲜战争的提前结束,国内经济的迅速恢复,私营工商业、个体经济的发展,这种矛盾比历史上提前五年出现了。
历史上,1956年全国完成公私合营,实现全面国有化;1957年一五计划完成;1958年我国又搞起了公社化;可仅仅两年之后,国内生产体制中存在的矛盾,就出现了重工业化过度、轻工业、农业生产不足等一系列了问题。
这其中生产不足的问题,刨开重工业化过度的因素,另一个因素便是,个体和私营工商业被合营后,计划体制与市场动态之间的不匹配,原本大量自由生产的供应完全消失,一切依奈国家指令的生产,无法及时满足市场的需求。
以最基础的肥皂、针头线脑为例,过去全国有260多万个的个体工厂(有两名工人即为工厂,20人即为中等规模工厂),这些个体工厂的生产能力确实低下,也不符合工业化大生产的特征,但是他们确实在一定上稳定了国内的供应,弥补了差异化需求。
这些个体工厂被合并后,许多种类的生产就此消失,国家确实因此实现了规模生产,可是这些消失的产品种类,短期内并不能解决,这就导致的市场产品种类供需和产量都出现了问题,其是形成1960到1961年轻工业产品,严重短缺的重要因素之一。
当时主席在发言中说:‘无非是肥皂少一点,针头线脑少一点…’,他当时的思维是,重工业才是国家的底气,这种思维有没有错误?当然没有!从国家角度看,这发展重工业是完全正确的,但他和那个时期的大多数人一样,没有认识到全面国有和计划体制存在的问题。
或者说,即便他看到了这其中存在的问题,但基于国家工业战略层面的考虑,这一问题在一定时期内也必须要接受,也就是工业化过程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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