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未来聊天群 第106节
总理说道:“南斯拉夫虽不是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但南国与社会主义阵营国家总体友好,而中国自1949年10月16日,南斯拉夫承认新中国政府,并愿意建立外交关系以来,一直选择沉默,现在这一局面,可以改变了。”
莫洛托夫则是说道:“苏联确实与南斯拉夫恢复了大使级外交关系,但南斯拉夫与苏联之间的路线问题依旧没有解决,且现下南国亲近西方,中国是否考虑到了与其建立关系所造成的影响?并且中国的理由也不充分。”
总理听他这样说,便当即回道:“6月份苏联已与南斯拉夫恢复了大使级外交关系,苏南关系已经恢复正常,中国为什么不能和南斯拉夫建立外交关系呢?是否说苏南建交没问题,而中南建交就有问题?”
莫洛托夫顿时哑然,中国这个时间点抓得太好了,上个月苏南确实恢复了外交关系,而让他更感到意外的是,中国对苏联的态度,似乎正在变化,以前的中国对苏联无比恭敬,事事听从,而现在的中国,则开始对苏联反击了,且中南建交这么大的事,也不向莫斯科‘说明’。
来不及多想,总理则又说道:“我国认为,南斯拉夫一直以来对华友好,且在国际事务中,南斯拉夫政府也一直支持中国,包括这一次的‘苏罗议案’,南斯拉夫更是在联合国里全力支持中国,现在苏南关系已经恢复,中国再拖着不与南国建交,就有些说不过去了。”
“而且。”总理说道:“九月份,八届联大就将公决‘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议题,中国已经无法再无视南斯拉夫一直以来的对华友好态度,因此中国政府认为,中南两国可以建交;且这也有利于扩大社会主义阵营实力。”
1945年南斯拉夫人民共和国成立,南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不过随着1947年,铁托推行‘大巴尔干联邦’,也即合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成立一个联邦,这显然直接影响到了苏联对巴尔干和社会主义阵营的控制,因此遭到了斯大林的强烈反对。
而其中的矛盾还不只在这方面,铁托上台后,推行的是‘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他认为南斯拉夫与谁建交,与谁展开贸易,发展国家关系,这都是南斯拉夫自己的事,外人不能干涉,这显然也是斯大林所不能容忍的。
1948年2月,苏联正式把南斯拉夫开除出了社会主义阵营,并中断一切援助和贸易;而新中国成立后,南国第一时间宣布承认新中国,并积极要求建立国家关系,可中国因为‘苏南决裂’,只得对这件事进行了冷处理。
如今新中国成立快四年了,中国与南斯拉夫没有官方往来,也没有官方贸易往来,甚至民间往来都没有,中国实际上对‘南’实行的也是苏联的断绝一切来往的外交措施,但南斯拉夫是一个工业国家,工业实力不低,人口虽只有1500多万,可是消费能力却并不弱。
见总理一直拿6月份苏南恢复外交关系说事,莫洛托夫一时间也找不到反对的由头。其实自斯大林死后,苏南关系就迎来的转向,苏共高层认为,巴尔干半岛十分重要,让南国全面倒向西方阵营,并不符合苏联利益,而苏南关系都转向了,再不允许中南建交,就说不过去了。
莫洛托夫沉默着不说话,而总理的讲述却并没有停止,他说道:“如果说因为南斯拉夫是资本主义国家就不建交,这也是说不过去的。在中国目前的建交国家中,大多数都是资本主义国家,比如印度、印度尼西亚等都是资本主义国家。”
莫洛托夫终于打破了沉默,他回道:“在中南关系的问题上,我个人保留看法,但这件事,我需要向苏共中央汇报。”
总理则回道:“原则上讲,中南关系如何处理,这是中国政府的对外事务,我们本可以不需要向苏联通知,但基于中苏同盟关系的友好大局,我们还是充分尊重苏联,但我们也期望,苏联能够尊重中国。”
莫洛托夫在中国待了两日,便回到了莫斯科,他向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汇报了‘中国之行’情况,并且也讲述了中国高层的态度变化,然而另他没有想到的是,马、赫二人根本没有把这件他认为的‘大事’放在心上。
马林科夫说:‘苏南关系的调整符合苏联利益,苏南已恢复了外交,因此在中南关系的处理上,也理应尊重中国,苏中关系比苏南关系更加重要。’
而赫鲁晓夫则表示:‘苏联没有理由反对中南两国建交,在这一问题上,苏联赞同中国的外交处理原则。’
莫洛托夫很感诧异,他想了好长一段时间,最后才明白了过来,为啥马、赫二人对于中国如此‘放纵’了,原因有且只有一个,随着贝利西被处死,马、赫二人的政斗开始了,而无论是谁,他们都在拉拢中国,因而显然不可能因为一个‘中南’关系,而得罪中国。
将来无论他们二人谁上位,苏中关系都是社会主义阵营里最重要的关系,苏联要对外实行如何政策,也需要得到中国的支持,而且一旦中国入联,那中国的份量就更大了,如果因这么一点小事和中国翻脸,无论对于个人或是苏联来说,就真的得不偿失了。
就在苏联对中南建交事项的态度传回中国的同时,远在万里之外的匈牙利,新任南斯拉夫驻匈利亚大使索尔达蒂奇,突然收到了6月份,他们给中国驻匈大使馆的‘新大使’就任照会的回复。
黄镇大使回复:‘中国驻匈牙利大使馆祝贺:南斯拉夫驻匈利亚索尔达蒂奇大使履任。’
一封回复不到三十个字,但是整个南斯拉夫驻匈牙利大使馆上下却是轰动了起来,他们当然明白这简短的回复意味着什么。
几年来,中国对南斯拉夫的态度始终很冷淡,可以说南国一直在拿热脸贴中国的冷屁股,但这封回复,一切都将就此改变。
索尔达蒂奇接到回复的第一时间,就向国内进行了汇报,铁托得知后,当即做出指示:‘即刻邀请中国大使到驻匈牙利大使馆就宴,务必了解中国对南斯拉夫的态度,并立即汇报贝尔格莱德。’
第136章 中南关系
布达佩斯,多瑙河右岸第五区,安什拉德大街使馆区。
中国与南斯夫的大使馆有多近,如果一定要算距离,那么他们大概就是左与右的院中距离,建筑左侧为中国大使馆,右侧为南斯拉夫大使馆。
但过去三年多以来,双方大使或使馆工作人员不知道相遇了多少次,但彼此间没有任何交流,那怕是点头之交也没有,完全的陌生人。
然而,即便中国对南斯拉夫无比冷淡,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南斯拉夫一直在各种场合试图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并且在联合国里坚定支持中国,这种热脸贴冷屁股的行为,一干就是三年。
南斯拉夫新任大使索尔达蒂奇就任已经一个多月了,他6月份发给中国的照会,中国同样不予理睬,可就在两日前,事情迎来了转机,已经发给中国超过一个半月的照会,突然收到了回复,而且是黄镇大使亲自签的名,这使他意识到南中两国关系的转机来了。
索尔达蒂奇将情况上报给了国内,铁托当日就给了指示,要求他立即宴请中国大使,而为了办好这次招待宴,整个大使馆都动员了起来,足足准备了一日时间,使馆政务参赞更是亲自上门送请柬,而一切也如他们所料,中国大使馆的同志们对他们表现得十分热情。
宴请日,中国中大使黄镇携夫人朱霖(二等秘书)、参赞方复生、一秘李树政及翻译来到了南斯拉夫大使馆,而此时南国大使索尔达蒂奇、参赞马尔科等使馆人员全数站到了门口迎接。
“黄大使同志您好,热烈欢迎中国大使馆同志一行前来参加宴会。”索尔达蒂奇主动上前一步伸出了手,显得异常热情。
黄大使显得很随和,而语言则也是很亲切:“索尔达蒂奇大使同志,您好。感谢南斯拉夫大使馆的盛情邀请,我们冒昧打扰了。”
如果说索尔达蒂奇口中的‘同志’称呼是一种试探,那么黄大使称呼的‘同志’则是一个明确的信号,所以当黄大使称呼他为‘同志’时,索尔达蒂奇顿时热情洋溢了起来,这说明中国是认同南斯拉夫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而这一点非常重要。
“我们期待这一天已经很久了,热烈欢迎各位的到来,请允许我为中国同志们,介绍南斯拉夫大使馆一行人员…。”索尔达蒂奇的语速很快,语气中更是透着一丝激动。
有了‘同志国’身份,双方从彼此不相识,到热情洋溢只有用短短的不足两分钟时间,黄镇与索尔达蒂奇,几乎在互认同志身份起的那一刻,就成为了‘老朋友’,双方肩并肩走进了大使馆,而夫人们则更是手挽着手,感情升温得是如此迅速。
南斯拉夫大使馆为了招待中国客人,确实是做了精心准备的,餐厅布置得很豪华,桌上摆着一水的南斯拉夫的特产,有驴奶酪、甜椒酱、斯洛文尼亚野蜂蜜、黑山弗拉瓦茨顶级红酒,就这些玩意儿,哪怕是在南斯拉夫也不是一般人能享用得起的。
当然,就餐前双方进行了一个看似简单,但实在非常重要的简短会谈,黄大使首先感谢了南斯拉夫对新中国的一贯支持,而后说道:“中南两国没有天然敌视的理由,中国一向尊重包括南斯拉夫再内的世界各国的政治制度,从不认为这是造成两国关系的直接因素。”
索尔达蒂奇听得十分认真,因为这些交谈是在阐述中国对南斯拉夫的态度和立场,他说道:“南斯拉夫支持中国的立场从未改变,我国为中国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赞赏不已,铁托总统更是期望南斯拉夫与中国建立友好的邦交关系。”
黄大使同样听得认真,随即说道:“我国毛主席也期望中南两国能够建立友好邦交关系,但过去因为一些特殊情况,所以两国关系正常化,受到了一定影响,也期望南斯拉夫能够理解中国。”
索尔达蒂奇眼神一亮,他连忙回道:“我们能够理解中国在过去的选择。”接着又问道:“那么,现在两国是否能够在双边关系上获得一些进步?”
黄大使则是点了点头:“中国认为,中南两国关系应当实现正常化,这是符合两国政府和人民共同利益的。”
索尔达蒂奇激动道:“我是否可以理解为,南中两国可以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了呢?”
“中国认为这是必要的。”黄镇直接给予了明确回复。
索尔达蒂奇当即说道:“南斯拉夫同样认为与中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也是必要的。”
双方建立正常国家关系的事,实则就此定了下来,但这件事还没有结束,因为现下苏联还不承认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因此他向黄大使问道:“不知贵国对南斯拉夫的国家体制是何看法?”
黄大使回道:“现阶段,我国对于南斯拉夫的国家体制不发表看法,但尊重南斯拉夫人民的选择。我国认为各个国家有不同的国情,而各国根据不同国情所选择的道路,中国都会予给充分尊重。”
“感谢中国的理解。”索尔达蒂奇并没有因为黄镇大使,没能承认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而感到失望;相反的,他理解中国当下所面临的处境,就像当初的南斯拉夫一样,受到苏联的极大制约。
而南斯拉夫为了获得独立自主的权利,付出了极大的代价。1948年时,苏联撤销了对南国的一切援助,包括那些苏联专家全部都撤走了,而现在的中国正在接受苏联的援助,且苏联至今未承认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所以中国也不可能公开承认。
但,中国与苏联是不同的,中国虽未公开承认,可是中国的大使及大使馆一行人,称呼他们都是‘同志’,这其实是一种变向的默认了,且这对于中国来说,已经是做出了极大姿态,而对于当下的南斯拉夫来说,在南中关系上,已经没有比这更好的结果。
巴尔干半岛的地理位置十分特殊,现下的南斯拉夫被封堵在社会主义阵营之外,铁托不得不把目光瞄准西方,然而西方阵营并不是什么好东西,他们同样想像苏联一样,掌控南斯拉夫,而这是铁托不能够接受的,所以当前的南国被夹在东西阵营之间,左右难举、进退维艰。
铁托不想让巴尔干半岛成为苏美对抗之地,更不想向苏美两国妥协,而南国现下是共产党领导,如果可能的话,他还是希望处理好同社会主义阵营的关系,毕竟无论是信仰,还是面对门口苏联这个超级大国,铁托都需要做出恰当的选择。
南斯拉夫与社会主义阵营的关系,如今处理得并不好,虽说6月份,苏联是恢复了同南斯拉夫的大使级关系,但也仅此而已。
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中,除了苏联之外,中国的实力最强,事实上的阵营二把手,若能处理好同中国的关系,那么南国接下来,甚至在整个阵营中的关系上都会赢得转变,至少对于铁托来说,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南国在社会主义阵营中,有了中国这个‘朋友’。
铁托为啥对中国大使馆的回复如此重视,原因也就在这里。
如果说,朝鲜战争之前,中国在世界上还是一个弱国,而这场战争之后,世界政坛对于中国的看法可以说彻底扭转了。中国在朝鲜战场六战六胜,战力逆天,强大的美国军队在朝鲜被中国俘虏了二十多万,打死十几万,就问这样一个国家,谁敢无视?
南斯拉夫大使馆的一场宴请,吃得宾主尽欢,而中南关系的冷冻期也就此彻底结束,两国正式就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展开了详细的谈判。
消息在社会主义阵营飞速的传开了,各国随之对南斯拉夫的态度也开始了转变,过去因为苏联压力之下,不得不与南斯拉夫断交的阵营国,不再对南斯拉夫冷眼以对,而是展开了再度接触,并试图重新恢复关系。
中南两国的建交非常迅速,1953年7月29日,两国政府同志在主流媒体上宣布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中国的人民日报在对南斯拉夫的介绍中,并没有说它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是指出南国是由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的国家。
中南建交,苏联保持了沉默,可是让苏共没有想到的是,当中南建交的消息传到东欧后,社会主义阵营国,随即向莫斯科发去了申请,他们请求恢复同南斯拉夫的正常关系,而理由也很简单:大哥已经恢复了苏南外交,二哥也与南国建交,我们不能拖后腿啊。
这下苏共中央麻爪了,或者说,他们没有料到中国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影响已经这么大了,虽说朝鲜战争之后,苏联说自己是‘兄’,中国是‘弟’,但苏联实则仍旧认为,中国要仰苏联鼻息,可如今看来,中国在阵营的影响力,已经影响到了苏联对阵营国的控制。
更让苏联感到难受的是,它还没办法批评中国,因为自己在6月份恢复了苏南关系,中国是在此基础之上,提出与南国建交的,如今整个阵营国都要恢复与南斯拉夫的关系,这可怎么办?直接拒绝?肯定不行!
如此名目张胆的只许州官放火会影响苏联的威信,可南斯拉夫对于苏联来说,又如梗再喉,如果让这些国家都恢复了与南国的关系,那南斯拉夫又该如何定位呢?当真是糟心又头痛。
铁托得知苏联的为难处境后,不由在办公室里嘿嘿直乐,而后他就做出了一个举动,趁着苏联现在尴尬又糟心的局面,迅速要求南斯拉夫联邦会议主席爱德华·卡德尔开启访华之旅。
他不知道中国是否会接受南国二把手的访华申请,但他还是这样做了,然而结果却并没有让他失望,仅仅数日之后,中国的回复就来了:热烈欢迎南国联邦会议主席同志访华。
‘同志’这两个字是重点,要划线,两道杠‘加粗’的那种。
中国为啥要这样做?按照主席的话说,要搞朋友搞得多多的,敌人搞得少少的,而随着中南两国提交建交,加之现在东欧阵营国都在等着苏联回复,而苏联极大可能无法反对这些国家与南国恢复关系,苏联将不得不被迫进一步改善对南国的关系。
既然,这一天迟早要到来,那么中国为何不趁此机会,提前加强同南斯拉夫的关系呢?说不定还能因此让中国在南欧得到一位‘铁杆’朋友。
除此之外,中国还有另一个考虑,那就是中国现在所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其中的一些思路确实与南斯拉夫相同;而两国所实行的路线,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在苏联眼中就是反贼,并且将来中国还会进一步调整甚至改革现有经济制度,到那时中国面临的局面是可想而知的。
这是‘路线’问题,南斯拉夫就是因为没有采用苏联体制路线,最终被苏联开除出了阵营,而同样的场景,很有可能在中国身上发生。中国必须要在一个时期内,把现有的体制价值发挥出来,让阵营国家看到,中国创造的‘新经济体制’是成功的,这一点非常重要。
中国需要证明,不完全采用苏联的模式一样能获得国家的全面发展,而当‘路线’争论到来之时,中国可能会面临被阵营孤立的局面,到那时中国就需要有朋友,南斯拉夫显然是一个很好的对象。
所谓‘反贼’是一家,南斯拉夫搞的是‘工人自治制度’,中国搞的是‘新经济体制’,如果这两条路线最终都被证明成功,那么‘苏联模式’就不再是唯一,这不仅能削弱苏联对阵营的控制,还给未来社会义阵营的发展提供不同路径。
从阵营的长远发展看,只要中国的新‘路线’大获成功,那么阵营国再看到中国的发展成果之后,就算不能明面上倒向中国,他们也会认同中国的‘路线’,甚至可能会在苏联解体以后,阵营国家走上中国‘路线’,这不是不可能的。
过去中国国内因为‘路线’之争,产生了巨大的矛盾,现在路线已不是问题,而阵营内的‘路线’之争,则是无法回避的问题,以苏联的态度看,他们不可能接受中国的‘路线’,那么中苏冲突就必然会发生,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
五十年代时,东欧国家不是没有看到苏联模式存在的问题,许多国家都认为这套制度漏洞太多,因此各国开始了改革,然而苏联激烈反对各国改革,为此不息出动兵力,直接颠覆他国政府,抓捕国家领袖,就为了维护‘苏联模式’。
因此,哪怕中国避免了‘长波电台’、‘三和外交’等一系列问题,把中苏关系始终维持好,那也没有用。当中国试图挑战‘苏联模式’之时,就是在直接挑战苏联对阵营的控制,这是苏联万万不能容忍的,甚至可能因为‘路线’问题,导致中苏之间爆发冲突,甚至是战争。
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苏联核心利益使然,谁敢动摇苏联在阵营中的地位,谁就是苏联的敌人;除非中国始终对苏妥协,始终保持计划经济体制不变,那么中苏关系可以肯定会是稳定的,但中国将会因此付出代价。
还有更危险的方面,随着苏联对中国的援助,苏联人说的话,苏联人观点,就是不可动摇的,
导致中国国内出现大量亲苏、崇苏派;哪怕现下国家有意控制苏联的文艺作品在中国流行,但仍然改变不了这一局面。
五十年代末,中国的科学界出现的情况就是,苏联人的思路和方法不容质疑;苏联文艺在国内大行其道,文化界不敢对苏联作品的价值观进行批评;国内一片称赞苏联伟大的声音;主席看到这一点,所以他要改变。
长波电台也罢、联合舰队也罢,其实中国不是不能降级处理,至于‘三和外交’也因为台湾这一根本利益,直接导致中国选择与苏联硬刚,而领袖们之所以把事情闹大,其实就是在借此机会清除苏联对国内的影响。
中苏之间必须要做一切彻底切割,这是对一个国家独立性,文明独立性的必然选择。
何况,苏联这样一个庞然大物在中国边上,还对中国内政外交频频插手,中国根本不可能无视苏联的这一行径。
有人认为,新中国完全可以与苏联始终亲如一家,甚至为了维持这种关系,还拯救苏联,只能说这种人是一个国际政治理想主义者。
他们根本没有搞清楚,中苏的核心矛盾是什么,其中的诸多核心矛盾更是不可调和的,他们无视了这种矛盾,制造出一种中苏关系美好想象,只能说,如果让他们领导国家,完全就是在祸国殃民。
苏联不需要中国来救,相反的,它需要的是中国始终听话,始终走苏联模式。允许个体经济发展?那是不可能的!允许私营经济发展?那是资本主义道路!个体和私营的存在,已不是修正主义,而在苏联眼中就是资本主义!
搞改革开放?那简直是在开玩笑,苏联是绝对不会允许中国这样搞的!可中国要发展,人民要富裕,计划经济体制存的问题就必须要解决!改革就势在必行!而这会直接挑战苏联模式,挑战它对阵营的控制,这种行为,就是‘背叛’苏联模式的死敌,是不可调和的矛盾!
因此,中国需要从现在开始就谋划,让社会主义阵营拥有不同‘体制’的思维在阵营国家中流行开来,再通过中国的不断发展,来证明中国新体制的成功,而南斯拉夫的存在,就是来减轻哪一天到来时,中国在阵营中所面临的压力。
现下的苏联没有对中国发作,那是因为,中国的‘三大改造’提出了‘两个阶段论’,而苏联也相信,中国最终要消灭个体和私营经济,但说到底,这是当初斯大林还在世时,中国为争取苏联援助,而不得不采取的一种‘妥协’或者说战略欺骗。
如果说‘阶段论’,还可以用‘条件不合适’进行延长,但国家一旦实行开放,吸引入资投资,那么这种‘妥协’就维持不下去了,所以中苏两国未来将会造成的大冲突,完全可以拭目以待。
……
七月初,新中国的人口统计数据对全国进行了公布,经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司的统计,全国人口来到了6.027亿,比历史上多了80多万;其中琉球49万余,西藏藏南30万余。
过去,全国人民的认知中,一直认为中国是四亿七千万人,因而统计数据公布之后,立即就引起了全国轰动,社会各界议论纷纷,但这种议论呈现出两极分化的趋势,老百姓认为多子多福,国家人口多是好事,而学界则认为人口太多了。
时至八月份,这场讨论终于从闲谈,演变成了学术问题,人口学家马演初给主席写信,他在信中指出:中国人口太多了,如果不进行控制,到时粮食不够吃,他建议国家实行有计划的生育。
不少人支持了他的观点,但也有反对的。于是,该不该计划生育的问题,就成为了话题重点。这场讨论,甚至影响到中央高层,粮食部、卫生部都对计生表达了观点,因而这个问题到了领袖们不得不讨论之时。
颐年堂里,总理说道:“出生人口确实是比较多的,我看我国历年人口出生统计表,其中今年就出生了2175万;而历史出生人口最高峰是1963年,当年达到了3000万。到1974年时,新中国人口达到了9亿,也即20年中,新增三亿人口。”
陈芸说道:“这个出生率实在是太吓人了,五六十年后,中国的人口将超过18亿,这怎么得了,哪里有粮食养这么多人啊。”
主席看向陈芸问道:“陈芸同志是支持计生?”
陈芸略作思索点头道:“计生还是要搞的,人口不能无序增长,到时国家承受不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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