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之政道风流 第802节
接连发生的意外自然引发高层高度关注，为此，中组部在京召开部分省区市领导班子换届选举工作座谈会，强调一是要相信、依靠和尊重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换届选举的全过程都要充分发扬民主。
二是要及时掌握动向，有针对性地做工作，加强上下联系，及时沟通情况。
另一方面，立即派出工作组开展调查，看是否有非正常现象，结果自然是“查无此事”。
而这些意外的当事人其后的发展的确远超他们自己和当初将他们选上的人大代表们的想象，指定候选人就不用说了，出现这样的情况足以让高层认为他们存在中带着括号工作的时间远多于不带括号工作的时间，令人唏嘘不已。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他们自身能力和从政阅历等主观因素影响，又有他们的政治人脉资源不足，缺乏各方面支持的因素。
但不管怎么样，陆政东也是这样的意外的亲历者，他在长滩的时候作为副市长候选人的“差配”意外当选副市长，对于代表们的心思自然也是了解的，这方面他早有考虑，城乡统筹就是为这些地市量身定做的，在这方面不管是资金还是政策，这些地市都是最大的受益者。
到了这样的层面，协调发展，就不仅仅是经济协调发展，协调方方面面的关系，其实也是经济发展的极为重要的部分，处在这样的位置，想要把自己的意志、政策措施顺利的贯彻实施下去，必须要争取到方方面面的支持，必须要调动方方面面的积极性，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才能给把事情办得更好……
陆政东在省城考察调研完毕之后，全省绝大多数地方基本都跑了一遍，这样的考察调研一方面是他了解熟悉全省的情况，另外一方面也是省里各地的主要干部最为直观和近距离的了解他，这样的相互了解和熟悉对双方来讲都是难得的机会，这些干部肯定也在观察他琢磨他，而更主要的则恐怕是等着他——等着看他所提出的这些东西是不是能够落到实处。
特别是他所提出的这些政策措施，不少都是需要资金的，或者说是看他如何点石成金。
而省里的资金一向都不是很宽裕，日子一直是过得紧巴巴的，这些资金他如何解决？
如果解决不了，那留给大家的印象就是吹牛、放空炮，那到时候代表们就会用选票对他作出回答……
第22章一石三鸟
周若山也挺替陆政东担心，陆政东画了这么大几张饼，可到时候拿什么来充饥？
贝湖今年的财政预算、预算外安排已经在人大会上通过，这也就意味着全省主要的财政资金用途已经明确，这样的预算本身都是在本身财政收入的基础上加了码的，一旦财政增收达不到目标，那就会赤字。
在这一点上，不管是发达省市还是欠发达省市，对于财政资金的使用都是韩信将兵多多益善，基本都是超上限使用，想在这方面做出变动不说需要省人大批准，还涉及到下面各市州已经望眼欲穿的等待，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事情，很不现实。
而且今年贝湖实行农业税减免，虽然有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但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是明面上的帐，事实上，下面乡镇所收的并不止那个数，这样依然还是少了一截，这本身就是个窟窿要填。
“是不是也再加强下土地滚动发展？要不要在税收上再下下功夫？”
一边的周若山沉吟了半响问道。
不论如何，陆政东既然提出了这些举措，怎么也得想办法把这事先给画圆了。
只是陆政东不置可否的笑了笑。
土地滚动发展是陆政东在安新的创举，由于这样的滚动存储土地，避免了土地出让的随意性，成为安新一个稳定的财政增收点，也为安新能够实现腾飞做出了不少的贡献。
不过，这样的滚动模式并不适合全省推广，而只能在房地产涨幅潜力比较大的城市，对于那些房价涨幅不大的三四线乃至县城，这样的滚动方式意义不大。
而在税收上做文章，陆政东同样不会考虑。
对于很多地方而言，一旦财政吃紧，也就开始两手抓紧，一个是税收，一个是非税收收入，特别是税收更是突击的重点。
上级下达的增收任务要完成，公务员同事们缓发的工资要有着落，于是，各地都把收税、收费的国家机器开足马力。
对于贝湖这样财政收入比较吃紧的地方来讲，能够突击的不多，能够收入的大头不外乎是丁吃卯粮，上半年征收下半年的，下半年征收明年上半年的。
贝湖近年来税收收入任务基数连年高速增长，而经济发展却出现了与经济发展步调“力不从心”的矛盾，各地当前税收工作都面临着严峻的形势，税收工作压力犹如压在骆驼身上的最后一根稻草。
这所谓的预缴，是最让企业反感和最具争议的，事实上不合理也不合法，也是对企业积极性的一种挫伤，再继续下去，那就是杀鸡取卵，这样周而复始的一直预缴下去，也就形成恶性循环。
这对于未来的发展肯定不利，陆政东从来就没想在这方面做文章，相反，应该致力于建立良好的税收环境，以此来助推经济的发展。
当然，资金的问题他也必须得解决，他的目光放在了非税收财政收入上。
广义地说，非税收入是指政府通过合法程序获得的除税收以外的一切收入（不包括社保基金及住房维修基金）。
政府非税收入管理范围主要包括：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彩票公益金、国有资源有偿使用收入、国有资产有偿使用收入、国有资本经营收益、罚没收入、以政府名义接受的捐赠收入、主管部门集中收入、政府财政资金产生的利息收入等。
具体而言分为几大块：行政事业性收费、国有资产有偿使用收入、国有资本经营收益、政府性基金、罚没收入、政府财政资金产生的利息收入、罚没收入、以政府名义接受的捐赠收入等。
在财政吃紧的时候，政府也会在这方面想办法，最直观的比如交警突然加大执法力度，技术监督突然大检查，也就是政府给这些部门下派了罚没指标之类的东西。
陆政东并不是想出台一些收费政策，他同样清楚，这样的收费政策会直接或者间接的落到企业身上，他的想法是规范这些非税收收入，以规范来堵住乱收费的口子，以规范来实现非税收收入的增加，从而解决他需要的资金问题。
规范和增收看着似乎很矛盾，实际上有这样想法的人事不了解各种内情。
费税收收入从收到支，非常的混乱。
中央政府及有关部门批准的收费项目共三百六十余项（二百七项纳入预算外，九十七项纳入预算内）。省级政府及有关部门的收费和基金项目项目达千余个。
而越到下面，收费的项目就越多，就陆政东掌握的情况，比如贝湖的双湖市，游离于财政之外的政府各部门的收费和集资、摊派，副科级以上单位中，执行收费的单位和部门有一百四十四个，收费项目竟达一千二百三十个，这些非税收入纳入预算外，其项目及数量不明确，据有些省的调研表明，中部地区乡镇政府的收费和集资已超过其政府财力的三分之一，后面两部分收入是政府非税收入的主体。
而双湖市的情况在全省乃至全国都很普遍，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也正是这两项收入造成了政府非税收入的混乱状态。建国初期至改革开放前，预算外资金中只有为数较少的税收附加和零星的收费收入。
改革开放后，预算外资金的规模开始迅速膨胀起来。七八年全国预算外资金为三百多亿元，到九二年已经增加到三千多亿，相当于当年预算内收入的，其总量增加了十倍。
这种情况也引起了高层重视，也进行了费改税的尝试，以及专门出台了关于加强预算外资金管理的规定，明确了预算外资金国家所有的性质，规定各预算外资金应交财政专户储存，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将十三项大基金纳入预算，对大部分收费和基金要求实行财政专户管理。
但这些制度规定在落实过程中困难很大，特别是在市县乡三级政府，其非税收入设立管理约束力逐渐弱化，基本上处于多头管理，而多头管理实际上也就是谁也没管或者谁也无法管好，事实上沦为一种无序状态，乱收费虽然得到遏制，但是依然在大范围存在，因为政府部门想要收费实在太容易了，一个红头文件甚至领导一句话就可以，特别是在财政收入相对不高的地方，为了解决增收问题，各级部门不但睁只眼闭只眼甚至还变相鼓励。
而这样的情况对企业经营无疑是一种沉重的负担，而企业负重前行又导致经济发展雪上加霜，严重侵蚀税基。
收费、基金只能来源于企业和社会，受收费管理部门的强力约束，收费、基金的刚性作用比税收大，被强行抽走后，税基相应缩小，从而直接减少国家财政收入，陷入财政愈困难，收费、基金愈多的恶性循环。还有一部分是收费养人，使征收成本提高，机构人员不断膨胀。各地方、各部门自行收费，要成立专门的征收机构，动用大量的人力，造成收费养人的局面；不仅使征收成本畸高，而且使机构人员臃肿，人浮于事，坐吃社会，还导致一些地方乱投资，许多都是搞“小而全”、“大而全”的重复建设，使经济结构更加失衡。
而更严重的是大量的收费、基金游离于财政监督之外，成为各地方、各部门设置“小金库”的一个重要来源，纷纷流入小团体或者个人腰包，使分配秩序混乱，腐败丛生。
而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一是要进一步加大加快费改税的力度，二是加强行政立法和监督。
而这样的事情需要时间也需要最高层的推动，在这之前，陆政东的想法是先把这两条线收进财政的笼子里。
对这些收费或者基金组织专门的力量进行核查，把这些多收的、被截留、挪用的资金先找出来。
还有一个就是国有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出租、出售、出让、转让等取得的收入，世界文化遗产保护范围内实行特许经营项目的有偿出让收入和世界文化遗产的门票收入，利用政府投资建设的城市道路和公共场地设置停车泊位取得的收入，以及利用其他国有资产取得的收入，这部分基本上就没有进入财政，而是各单位用来发福利了。
二是要及时掌握动向，有针对性地做工作，加强上下联系，及时沟通情况。
另一方面，立即派出工作组开展调查，看是否有非正常现象，结果自然是“查无此事”。
而这些意外的当事人其后的发展的确远超他们自己和当初将他们选上的人大代表们的想象，指定候选人就不用说了，出现这样的情况足以让高层认为他们存在中带着括号工作的时间远多于不带括号工作的时间，令人唏嘘不已。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他们自身能力和从政阅历等主观因素影响，又有他们的政治人脉资源不足，缺乏各方面支持的因素。
但不管怎么样，陆政东也是这样的意外的亲历者，他在长滩的时候作为副市长候选人的“差配”意外当选副市长，对于代表们的心思自然也是了解的，这方面他早有考虑，城乡统筹就是为这些地市量身定做的，在这方面不管是资金还是政策，这些地市都是最大的受益者。
到了这样的层面，协调发展，就不仅仅是经济协调发展，协调方方面面的关系，其实也是经济发展的极为重要的部分，处在这样的位置，想要把自己的意志、政策措施顺利的贯彻实施下去，必须要争取到方方面面的支持，必须要调动方方面面的积极性，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才能给把事情办得更好……
陆政东在省城考察调研完毕之后，全省绝大多数地方基本都跑了一遍，这样的考察调研一方面是他了解熟悉全省的情况，另外一方面也是省里各地的主要干部最为直观和近距离的了解他，这样的相互了解和熟悉对双方来讲都是难得的机会，这些干部肯定也在观察他琢磨他，而更主要的则恐怕是等着他——等着看他所提出的这些东西是不是能够落到实处。
特别是他所提出的这些政策措施，不少都是需要资金的，或者说是看他如何点石成金。
而省里的资金一向都不是很宽裕，日子一直是过得紧巴巴的，这些资金他如何解决？
如果解决不了，那留给大家的印象就是吹牛、放空炮，那到时候代表们就会用选票对他作出回答……
第22章一石三鸟
周若山也挺替陆政东担心，陆政东画了这么大几张饼，可到时候拿什么来充饥？
贝湖今年的财政预算、预算外安排已经在人大会上通过，这也就意味着全省主要的财政资金用途已经明确，这样的预算本身都是在本身财政收入的基础上加了码的，一旦财政增收达不到目标，那就会赤字。
在这一点上，不管是发达省市还是欠发达省市，对于财政资金的使用都是韩信将兵多多益善，基本都是超上限使用，想在这方面做出变动不说需要省人大批准，还涉及到下面各市州已经望眼欲穿的等待，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事情，很不现实。
而且今年贝湖实行农业税减免，虽然有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但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是明面上的帐，事实上，下面乡镇所收的并不止那个数，这样依然还是少了一截，这本身就是个窟窿要填。
“是不是也再加强下土地滚动发展？要不要在税收上再下下功夫？”
一边的周若山沉吟了半响问道。
不论如何，陆政东既然提出了这些举措，怎么也得想办法把这事先给画圆了。
只是陆政东不置可否的笑了笑。
土地滚动发展是陆政东在安新的创举，由于这样的滚动存储土地，避免了土地出让的随意性，成为安新一个稳定的财政增收点，也为安新能够实现腾飞做出了不少的贡献。
不过，这样的滚动模式并不适合全省推广，而只能在房地产涨幅潜力比较大的城市，对于那些房价涨幅不大的三四线乃至县城，这样的滚动方式意义不大。
而在税收上做文章，陆政东同样不会考虑。
对于很多地方而言，一旦财政吃紧，也就开始两手抓紧，一个是税收，一个是非税收收入，特别是税收更是突击的重点。
上级下达的增收任务要完成，公务员同事们缓发的工资要有着落，于是，各地都把收税、收费的国家机器开足马力。
对于贝湖这样财政收入比较吃紧的地方来讲，能够突击的不多，能够收入的大头不外乎是丁吃卯粮，上半年征收下半年的，下半年征收明年上半年的。
贝湖近年来税收收入任务基数连年高速增长，而经济发展却出现了与经济发展步调“力不从心”的矛盾，各地当前税收工作都面临着严峻的形势，税收工作压力犹如压在骆驼身上的最后一根稻草。
这所谓的预缴，是最让企业反感和最具争议的，事实上不合理也不合法，也是对企业积极性的一种挫伤，再继续下去，那就是杀鸡取卵，这样周而复始的一直预缴下去，也就形成恶性循环。
这对于未来的发展肯定不利，陆政东从来就没想在这方面做文章，相反，应该致力于建立良好的税收环境，以此来助推经济的发展。
当然，资金的问题他也必须得解决，他的目光放在了非税收财政收入上。
广义地说，非税收入是指政府通过合法程序获得的除税收以外的一切收入（不包括社保基金及住房维修基金）。
政府非税收入管理范围主要包括：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彩票公益金、国有资源有偿使用收入、国有资产有偿使用收入、国有资本经营收益、罚没收入、以政府名义接受的捐赠收入、主管部门集中收入、政府财政资金产生的利息收入等。
具体而言分为几大块：行政事业性收费、国有资产有偿使用收入、国有资本经营收益、政府性基金、罚没收入、政府财政资金产生的利息收入、罚没收入、以政府名义接受的捐赠收入等。
在财政吃紧的时候，政府也会在这方面想办法，最直观的比如交警突然加大执法力度，技术监督突然大检查，也就是政府给这些部门下派了罚没指标之类的东西。
陆政东并不是想出台一些收费政策，他同样清楚，这样的收费政策会直接或者间接的落到企业身上，他的想法是规范这些非税收收入，以规范来堵住乱收费的口子，以规范来实现非税收收入的增加，从而解决他需要的资金问题。
规范和增收看着似乎很矛盾，实际上有这样想法的人事不了解各种内情。
费税收收入从收到支，非常的混乱。
中央政府及有关部门批准的收费项目共三百六十余项（二百七项纳入预算外，九十七项纳入预算内）。省级政府及有关部门的收费和基金项目项目达千余个。
而越到下面，收费的项目就越多，就陆政东掌握的情况，比如贝湖的双湖市，游离于财政之外的政府各部门的收费和集资、摊派，副科级以上单位中，执行收费的单位和部门有一百四十四个，收费项目竟达一千二百三十个，这些非税收入纳入预算外，其项目及数量不明确，据有些省的调研表明，中部地区乡镇政府的收费和集资已超过其政府财力的三分之一，后面两部分收入是政府非税收入的主体。
而双湖市的情况在全省乃至全国都很普遍，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也正是这两项收入造成了政府非税收入的混乱状态。建国初期至改革开放前，预算外资金中只有为数较少的税收附加和零星的收费收入。
改革开放后，预算外资金的规模开始迅速膨胀起来。七八年全国预算外资金为三百多亿元，到九二年已经增加到三千多亿，相当于当年预算内收入的，其总量增加了十倍。
这种情况也引起了高层重视，也进行了费改税的尝试，以及专门出台了关于加强预算外资金管理的规定，明确了预算外资金国家所有的性质，规定各预算外资金应交财政专户储存，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将十三项大基金纳入预算，对大部分收费和基金要求实行财政专户管理。
但这些制度规定在落实过程中困难很大，特别是在市县乡三级政府，其非税收入设立管理约束力逐渐弱化，基本上处于多头管理，而多头管理实际上也就是谁也没管或者谁也无法管好，事实上沦为一种无序状态，乱收费虽然得到遏制，但是依然在大范围存在，因为政府部门想要收费实在太容易了，一个红头文件甚至领导一句话就可以，特别是在财政收入相对不高的地方，为了解决增收问题，各级部门不但睁只眼闭只眼甚至还变相鼓励。
而这样的情况对企业经营无疑是一种沉重的负担，而企业负重前行又导致经济发展雪上加霜，严重侵蚀税基。
收费、基金只能来源于企业和社会，受收费管理部门的强力约束，收费、基金的刚性作用比税收大，被强行抽走后，税基相应缩小，从而直接减少国家财政收入，陷入财政愈困难，收费、基金愈多的恶性循环。还有一部分是收费养人，使征收成本提高，机构人员不断膨胀。各地方、各部门自行收费，要成立专门的征收机构，动用大量的人力，造成收费养人的局面；不仅使征收成本畸高，而且使机构人员臃肿，人浮于事，坐吃社会，还导致一些地方乱投资，许多都是搞“小而全”、“大而全”的重复建设，使经济结构更加失衡。
而更严重的是大量的收费、基金游离于财政监督之外，成为各地方、各部门设置“小金库”的一个重要来源，纷纷流入小团体或者个人腰包，使分配秩序混乱，腐败丛生。
而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一是要进一步加大加快费改税的力度，二是加强行政立法和监督。
而这样的事情需要时间也需要最高层的推动，在这之前，陆政东的想法是先把这两条线收进财政的笼子里。
对这些收费或者基金组织专门的力量进行核查，把这些多收的、被截留、挪用的资金先找出来。
还有一个就是国有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出租、出售、出让、转让等取得的收入，世界文化遗产保护范围内实行特许经营项目的有偿出让收入和世界文化遗产的门票收入，利用政府投资建设的城市道路和公共场地设置停车泊位取得的收入，以及利用其他国有资产取得的收入，这部分基本上就没有进入财政，而是各单位用来发福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