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子 第695节
历史上，土木堡前后，大明一片混乱不用说了。但是经过成化弘治两帝之后，在正德年间，有刘六刘七起义，几乎遍布了整个北方。到了嘉靖时期又有南有倭寇，北有鞑虏。
这些看上去都是政治上的问题，但是实际上，却是大明经济运行规律所致的。
土地兼并，贫富差距等一系列问题，由经济层面波及到其他层面了。
朱祁镇大有作为，或许他而今的作为，能让大明的强盛维持在百年左右，但是如果不做根本性的调整，大概百年之后，国内大乱小乱，军力疲惫，到时候，纵然西域南洋在手，也未必能保得住。
朱祁镇说道：“这是朕日夜忧叹之所在，还请丘卿为朕解惑。”
丘濬行礼说道：“臣不敢，只是承陛下之余思，敢言之于一二。”
“臣是琼州人，在大明之南，与南洋最近，素知南洋之地，气候湿润，一年三熟，虽然虫蛇之害，瘟障之地，但其地足以养人，夷州府之地，十几年前，尚是野人出没之地，
而今不过十数年间，一府三县。足以养三十万百姓。”
“南洋之地，大夷州岛不知道多少，以南洋之地，可养民亿万之数。中原没有闲地，北地引之去东北西域，南方引之于南洋之地。广其地可以养人，以足以弥患。”
“然此事非一时所能成之，必广产业以容百姓。立生计以活百姓。”
“太祖以养民为念，此诚天下之一等大事，百姓生死之所系，朝廷不敢有一刻或忘。历代子孙，应该奉行不疑。”
“至于，周大人所有忧心之事，可谓杞人忧天。孟子云：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抚而养之，生而聚之，虽然父母无过如此，百姓岂能不思忠孝，谋报答，反而有异心，起乱事，莫非有人欲上欺天子，下压百姓，致使天子之恩，不能施之百姓？”
朱祁镇说道：“丘卿之言，诚金玉之良言，诸位卿家以为如何？”
朱祁镇都这样说了，其他大臣还能说什么？
这其中的倾向性，再明白不过了。
朱祁镇其实也明白这一点，他已经迫不及待要表明立场了。毕竟丘濬这一论题通过，就解决了两个难题。
一个就是纠结于土地上的难题，看之前，几乎所有财政上的变革都是基于农业的。不要说宋朝工商税收入超过了一半，单单看宋朝所为，几乎一切盈利的都是被官府所掌控，宋朝的经济活力其实远不如明朝。
只是从这个观点出发，今后大明发展出来的，绝对不是重商主义，而是重工主义。并不是看中工业的效率，而是为了养活更多的人口。
换一句现代的话，就是为了就业率。
没有生计的百姓，是最大的不安定因素。不管是明代还是后世，在这一点上都是通用的，更不要说，如此一来攻略南洋，就已经成为国策了。
“陛下英明，臣等不及也。”杨洪等人立即行礼说道。
对于勋贵们来说，很多事情有些人是听懂了，有些人是没有听懂，跟听天书一般。但是有一点却是听懂了，那就对南洋用兵。
这一点，立即得到了勋贵的集体支持。
无他，在西域之战后，官们都在营造太平盛世的风潮，就有了千秋万寿宴，这种国家庆典。
宁可将几十万两银子砸进水了，也要渲染太平气氛。其中有一点就是想从枢密院手中，将兵权给夺过来。
第三十八章 五世说
第三十八章 五世说
官夺权的方式，就是渲染太平，暗示天下而今应该是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的时候了。
那么军事开支就应该消减。枢密院的大权也应该限制。这些不稳定因素，应该转到更加稳妥的官集团手中才行。
不要看，武将在外打仗的时候威风凛凛的，但是在真正政治斗争之上，杨洪，郭登等人，不是朝中官的对手。
所以，在勋贵那边，只要能打仗，就是最大的正义，其余的事情就另外说了。
且不说，而今的政治环境逼得勋贵不得不向皇帝靠拢，单单说南洋战事这个一个画饼，就足够勋贵向朱祁镇投诚了。
勋贵这样一说。
下面的臣子大部分行礼道：“陛下英明。”
这个时候，整个会议的节奏转到了朱祁镇的手中。
其实这也是朝廷的现状。
大明朝廷虽然不是朱祁镇的一言堂，但也差不多了，大部分臣子是不敢直接与朱祁镇对顶的。
也就是民间有很多大儒，以朱子之道为性命，以薛瑄为首，这才是反对的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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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祁镇目光扫过王恕。
王恕目光微微垂下眼睑，目光扫过于谦。心中微微一叹，出列替下丘濬，说道：“臣以为欲求大同之世，必先求之，古之圣人之心。”
“古人以为天下为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而陛下欲求之大同世，当在太平世之后。太祖皇帝生于元末，群雄割据，百姓困苦，民不聊生，上下失所，君臣失据，此内据乱世，太宗雄起宇内，见内忧外患，数次北伐，以至于陛下，三战瓦刺，逐于极西之地，此为升平之世。
而今，国无外地，内无大患，天下承平，虽然偶有天灾，但朝廷之力足以抚恤，此之为太平之世。”
“人不患无才，但患无志。人如是，国亦如是。孟子云：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而今天下承平，似无近忧，然不可不忧远患。”
“故而，陛下之言，正合今日之用，太祖之时，不可求大同之世，是以天下未定，太宗之时，亦不可求大同之世，是以外国未服，而今求大同之世，正当其时也。”
“然大同不可速就，臣以为先为小康，后为大同。”
“仓禀足而识礼仪，欲求大同，先求百姓无饥寒之祸，养生送死无憾，此为小康之世。然后求大同之世。”
朱祁镇心中也感叹，其实同样是小康两个字，大明
的小康与后世所求的小康，其实是两个概念。
大明即便是最激进的理论家，也不过想让百姓，能够吃饱穿暖，不会饿死，不会冻死而已。
如果有人能够统计一下，大明正统年间最多的死法，朱祁镇敢肯定，最多的决计不是战死，不是病死，而是饿死与冻死。
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
有人都觉得，这是用了夸张的手法，但是实际上，这是最写实的白描。
朱祁镇目光扫过很多人。
这是他想竖立的大明治国思想，也就是而今的五世说。
但是能不能在这里立得住阵脚。却是一个问题。
吴与弼此刻陷入沉吟之中，他如何能看不到，丘浚与王恕所言，不过是一内一外，彼此是一个体系之中的。
吴与弼暗道：“这是公羊派的。”
公羊派乃是儒家各派之中，最激进的一派，当初王莽篡汉，公羊一派其实也是出了大力了，这直接导致了公羊一派的衰落。
吴与弼对这个学说感觉并不大舒服。
原因，这与理学根本不是一个路子。
真要细细说，理学是内圣而外王，五世说是外王而内圣。
内圣就是内在的道德修养，外王就是治行，实在的作为。
儒家本来就强调内圣而外王，内有仁心，才能行仁政。这是一个前后的过程。在理学之中更是如此。
格物致知诚心正意，这都是内圣，齐家治国平天下，这都是外王。
从这个逻辑来理解，就明白，为什么儒家治国第一看重的是教化，因为儒家认为，只有一个人称为一个好人，他才能做好事。
这个逻辑，依旧深深的影响着中国人，很多时候，人们评价一些人一些事，依旧要从他是不是一个好人这个角度来理解。
而今所谓的五世说，从根本上，是让百姓处于衣食无忧的处境之中，然后再追求他们的道德水平，岂不是外王而内圣。
不要小看，这前后差别。
在儒家之中，完全是两个天地。
吴与弼虽然圆滑而今却也先起身说话了。
只是有人比吴与弼更早一步。不是别人，乃是薛瑄。
不过，薛瑄说的不是这个问题，而是上古之治的问题。薛瑄说道：“欲求大同之治，必求之三王五帝之治，欲求三王五帝之心，而不是求之外物，上古亦有天灾，然百姓无怨，而今天下之事，不在于百姓足与不足，而在人心之不足，不在于，田地之广，而在于人心
之不治，臣以为陛下必大兴教化，使民知理守礼，则民足以治，大同之世亦可得之。”
“而陛下之所为，却是南辕北辙，欲求大同之治，岂可得乎？”
三王五帝，就是尧舜禹三王，五帝的说法就多了。这里就不说了。
朱祁镇心中目光扫过全场，他也看出很多大臣是赞同这一点的。
教化百姓，从来是儒家大臣第一要务，谁治理国家治理地方的第一办法。
而朱祁镇提出的理论，却是一系列解决饥寒问题，解决生计问题，这些与教化并没有什么关系。
倒不是说，这些大臣都是何不食肉糜之辈。而是习惯了这样的生活。
虽然在朱祁镇看来，几乎每年冬天北京街头都要饿死几个乃是几十个，多的时候上百个饿殍，这样的事情，虽然是一件凄惨的事情，但也是一件正常的事情。
在他们看来，而今的大明已经是近一两百年以来，最好的日子了。
虽然遍地还有不少土匪，虽然很多地方，法律仅仅能在县城之中执行。但是之前汉唐盛世的时候，难道就与而今有什么不一样吗？
哪里有完全不饿死人的世界。
所以，不论大同还是小康，在他们看来，本质上都是目标，是画饼。不是用来实现的。如此一来，更关注皇帝具体的行政手段，更好一些。
从丘濬与王恕的话里面。他们听到了很多事情，南征南洋什么，移民等等，这还罢了。如果确定大明以这个思想作为治国纲领。
今后十几年，他们的工作量会大大增加了。
皇帝本身就是一个闲不住的人。但是百官不是。
人都是有惰性的。
对官僚尤其是这样，官僚本身最害怕变化了。薛瑄也是说出了他们愿意说的话，大家在地面兴兴教化不好吗？
培养出击个秀才举人，或者联合建立一个两个书院，不就是有政绩了。
朱祁镇心中暗道：“教化这一项，我必须考虑进去，只是我要的教化，与他们的不同。”
朱祁镇准备推一步，将教化这一件事情，也列入之后的重心。但是并不意味着他而今对薛瑄退让，薛瑄直接将大同之世与上古之世划上了等号。
如此一来就大大限制了朱祁镇。
朱祁镇建设大同之世，就必须按照儒生虚构的上古三王五帝的作为来做。这怎么可能？
朱祁镇淡淡一笑，说道：“卿也承认尚书之中，或有缪误，这上古三王之治到底是怎么样？”
第三十九章 石破天惊
第三十九章 石破天惊